120年前，清帝国末期，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接连发生，中国人打开国门看世界，“现代化”的理念初生，变法与流血共生，古老的文明掀开了与工业文明武力冲突的序幕，绵延出百余年的大冲突大动荡；60年前，毛泽东希望通过“三面红旗”的运动，引领这个古老的国家跑步进入他理想的共产主义，随之又引发了数十年的国家震荡……过去一百余年的中国历史，都是在探寻一个现代化的答案。
1989年六四风波后，当时中国社会弥漫着对于改革开放和中共执政稳定性的怀疑、猜测，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这种怀疑烟消云散。今天当中国人在回忆那一段历史时，眼光通常聚焦在“经济改革”层面。实际上1992年南巡过程中，邓小平不单单是在支持经济改革，更是谈到了中国这个刚刚从风波动荡中走出的古老国家，应该如何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现代化。
2014年，习近平在一个中共省部级高级官员的学习班上，回忆起看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的讲话，说道——“‘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当年看到邓小平同志这段话，我脑子里就浮现几个问题：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要强调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什么是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为什么邓小平同志要强调‘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才行？在主持起草三中全会决定过程中，我觉得邓小平同志讲的‘再有三十年的时间’就是二〇二二年，时间很紧了，必须尽早把这个战略构想落下来，提出一个总目标，并用它来统领各领域改革。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这成为第五个现代化的缘起，是即将在中国进行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核心议题，也是习近平要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治理的“初心”。
“我看到了毛泽东”
在今年中共建政七十周年大阅兵后，中国网络上流传一段对话——“有人问川普，‘总统先生，你对中国阅兵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东风-41导弹吗？’‘不，是我看到了毛泽东。’”尽管这是一个虚拟的对话，但是证明在很多人的眼中，习近平，越来越像中共的建政领袖毛泽东，而且这已经不是少数人的直觉，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普通人的政治观感。
早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多维新闻便做出了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这样的断代和判断。如果说当时给出的判断还是感性的、期望式的，那么在今天回顾，不仅这一判断本身无可厚非，而且从习近平展现出的气质、抱负与气魄，言之“超邓赶毛”已然可作为对习近平新时代的期许，习近平承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并将之深化，期望最终能够彻底复兴中国。习近平也不忘学习毛泽东的治国理政，全面从严治党，荡涤官场。习的理想无疑是让共产党恢复建党之初的本来面目，要以人民为根本，因此，他把中国最后近1亿贫困人口的彻底脱贫，列为最为重要的政治与发展任务。。
换言之，“毛、邓、习”的断代，如果放到几年后再检验，很可能会提升为“毛、习”。这两位中国领导者，在某种精神气质上有着相同的特点和传承。这种断代並不是要将不同时期的领袖作口舌比较，而是藉这种比较，能对某一个时代的特征做出更好的认识。
虽然在一些观点看来，任何一个在中国官场浸淫多年的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本真地保留着其原来的质朴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但这中间仍不能忽略一个政治家当他站在一定高度时希望用手中权力去实现自己政治梦想的决心。正如同出身革命家庭的习近平，其出身背景所带来的天然责任和绝对使命，决定了当他在成为中共总书记后会立刻拿起其先辈毛泽东所使用的种种治国之术，例如“批评与自我批评”等。
习近平，越来越像中共的建政领袖毛泽东，而且这已经不是少数人的直觉，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普通人的政治观感。（Reuters）
中共今天所要讨论的“第五个现代化”是对既往历史的继承与探索。（VCG）
习近平对习近平的传承，体现在两代中国领导人类似的精神特质。图为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上海，毛泽东时代试图探索一个进入“社会主义”的捷径，体现了其理想主义的特质。（Getty）
北京时间 9月12日，习近平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毛泽东故居（新华社）
直至今天，毛泽东正安然沉睡在天安门南边庄严的纪念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中国人排队瞻仰他的遗容，他制定的理论和路线仍然指导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针。毫无疑问，没有人能够挑战他在中国的地位，毛泽东仍然影响着当今中国。在中国官方的讲述中，这位来自湖南乡村的书生总随身带着一把油纸伞，行走在中国南方的田野，他比他的政治对手更了解中国，更善于把握中国人的需要。于是，他先战胜了那些留学回国的党内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的领袖，然后，他又打败了国民党的蒋介石政权，成为中国的领袖，并最终试图带领他的人民走向一条“人人大同”的共产主义道路。
直至今天，很多人，不只是左派，仍然愿意把毛泽东看成理想主义者，为了理想不顾一切。曾有大陆民众在一篇追思毛泽东的文章中这样评价，“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看，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特质并非独有，其实，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具有这种特质，毛泽东强化了这种特质。这种特质使得中共内部不断发生的政治清洗成为一种内在必须，这种特质使得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最终击败了组织涣散的国民党政权。可以说，毛泽东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他的理想主义特质建立了强大的组织力量和道德力量，这是他的致胜法宝”。不过同样，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失去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他的理想主义变成了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探索，从大炼钢铁到超英赶美，从大跃进到人民公社，这些探索缺乏分析和研究，后果自然是可悲的。
今天正在展现出愈来愈多毛泽东特质的习近平，或许也正在试图展现着这种理想主义者的风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出身背景。1953年出生的他在出生时，其父习仲勋已经官至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其10岁那年，习仲勋因“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8年习仲勋被囚禁在狱中直至“文革”结束。可以说，在习近平成长的青少年时期，其家庭给他带来荣耀的同时，也带给他很多与大部分中国普通民众一样痛苦的回忆。1969年，习近平和今天大批中共高层一样，成为下乡知青，离开城市，进入农村，并从基层一步步升迁。这种经历也被今天很多政治观察人士认为是习近平能够接地气、体恤人民疾苦的重要原因。从2012年迄今习近平在管理军队、反腐败、加强意识形态管理和中央集权等领域的做法，让“毛、习”的观感更为深入人心。
第五个现代化——邓与习的传承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与邓小平就进行了“割裂”呢？显然不是这样。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的政治传承，在第五个现代化这个议题上体现的尤为突出。
如果“毛、习”的传承是领袖气质的传承，是世界观的相似，那邓小平与习近平之间的传承，则更加体现在治国理政的理念上，从习近平2014年关于“第五个现代化”的讲话可以看出，在习本人的政治观念中，思考、继承、发展邓小平在1992年所说的对于中国这个古老国家该如何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是有一种使命感的。延伸出来就形成了“第五个现代化”的议题，并最终伴随着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第五代领导人，这个政治理念开始成为中国新时代“国策”。
纵观2012年开始迄今的“习近平时代”，两次南巡，全面深化改革，尽管习近平展现了“毛泽东式”的雄心与抱负，但是政策推行，在对于“现代化”的重视，“习式改革”与“邓式改革”也有着根本的传承关系。无论是在维护中共政治地位还是经济民生层面，邓小平改革与习近平改革在要实现的政治经济目标方面都有着高度一致性。
2012年，《纽约时报》曾发表题为《The risk of taking China's helm》的文章，称"治理未来十年的中国可能是全球最为艰难的工作之一，而建立社会公平感则是中国下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面临的最大挑战"。文章援引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的说法称"习近平将会是一个年轻的邓小平"。在那之后习近平进行了他轰动一时的“新南巡”，信号明确，全面深化改革起步。
时至今日，在一些自由派眼中，因为与美国关系正在破裂，因为经济增速的下滑，因为当下政治气氛过于肃杀，甚至当下香港形势的恶化，习近平算不上邓小平的继承者。
凭心而论，中美贸易战是川普上台后美国做主的主动选择，经济增速的下滑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政治气氛过于肃杀当然与宣传系统有关系，但是胡温“九龙治水”时代历历在目，腐败丛生，总书记遭架空，如果再让这种情形延续十年，中国会发生什么？因为集权和正本清源带来的“肃杀”，是一种过犹不及，也相信习和他领导的团队能够及时“纠偏”，给社会一个更加宽容的气氛。至于香港问题，更是港英时期和回归二十年的遗留，只是这个“雷”在今天爆发。
从即将在本月召开的中共四中主题“第五个现代化”来看，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中对于邓小平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更加现代化的制度的政治承诺心心念念，并希望这个历史使命能够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手上完成，或许这也是他在党内再度提出“不忘初心”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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