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计划旧部韩立平蹊跷先升后贬

　　中共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副主任韩立平，日前出任中共全国供销总社党组书记。他是中办前主任令计划的旧部，因为供销总社是问题官员集结地，外界指韩立平遭贬。不过，在丁薛祥掌管中办之后，2017年12月韩立平曾由中办秘书局局长升任中办副主任，当时被认为是遭大清洗的令计划旧部中的异数。

　　11月29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干部大会，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喻红秋、中办副主任韩立平，分别被任命供销总社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并分别提名为供销总社理事会主任、副主任候选人。

　　喻红秋接替了刘士余的空缺。刘士余今年5月主动投案后，10月被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处分，降为一级调研员。

　　《大纪元》的报导认为，长期在中办任职的韩立平，是中办前主任令计划的旧部，他从中共核心部门被调任无实权的供销总社，明显是被贬。

　　供销社在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时代，一度丧失垄断地位，淡出人们视线，但并未彻底消失。中共搞市场经济过程中遭遇阻力与困境后，于1995年恢复成立供销合作总社。

　　由于供销总社是属于当年的计划经济范畴，外界有分析认为，供销总社是官员反省所，多名高层都曾犯过这样那样错误。比如，原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今年1月调任供销总社，5月就“主动投案”。

　　供销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王侠，曾经是陕西省的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后调到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不到半年，就被发现毫无工作能力，于2013年3月17日被贬到供销合作总社的党组书记，一直到现在退休。

　　被贬到供销总社的还有一个是曾经的习近平秘书朱国锋。

　　朱国锋原来被称为习的外交谋士，早在2013年4月博鳌论坛期间，习近平会见外宾时，朱国峰曾以“习近平主席秘书”身分亮相央视新闻联播。当时的朱国锋与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王毅、徐绍史、高虎城等高官坐在会谈桌的同一排，显示他已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外界一度视其为“中南海新星”。

　　但据香港《星岛日报》2016年5月31日报导引述北京消息人士，习近平的专职秘书朱国锋，疑因卷入令计划事件，不符合“绝对忠诚”的政治标准，“但还是要给出路”。他于2015年11月之前，已被调离中办，担任供销总社办公厅副主任。

　　中办则由于处于中南海办公中枢，属于中共核心部门，中办主任历来被称“大内总管”。现任中办主任是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丁薛祥。

　　丁薛祥被视为是习近平的心腹，他在上海任职期间担任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的大秘。习近平上台后，把他调到中南海，2013年5月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2017年10月成为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接替升任政治局常委的栗战书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

　　在丁薛祥掌管中办之后，2017年12月6日，官方披露中办秘书局局长韩立平已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当时官媒对韩立平履历描述只有一句“曾长期在中办工作，担任过中办老干部局局长、秘书局局长等职务”。

　　翻查网络公开信息发现，韩立平的出生年月和籍贯，学习经历以及具体工作经历，均不详，颇显神秘。

　　韩立平的前一任秘书局局长霍克于2014年12月16日被调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随后因涉令计划案，于2015年1月16日落马。

　　中办由于曾由已落马的令计划掌管多年，此前由习近平头号亲信栗战书掌管期间，已经经历一次大清洗。与令计划有关的中办4名副主任中有3名被撒换，包括赵胜轩、王仲田、张建平；中央警卫局局长曹清、中办秘书局长霍克、中办保密局长夏勇、中办人事局长陈久松、中办调研室主任卓松盛、中办调研室局长丁孝文、中办主任助理陈瑞萍、中办主任助理李建波等人被调离或贬职，夏勇等人至今去向不明。

　　据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3月号披露，当局对中央办公厅的人事大清洗中，中办秘书局是被重点清洗的部门之一。当时原隶属中办128名局级、副局级官员中，被罢免、调离的有121名；437名处级、副处级官员被罢免，调离415名，被司法机关、军事检察部门逮捕有13名局级、副局级官员，51名处级、副处级官员。占95％的官员在清洗、改组中下台。

　　但在中办大清洗背景之下，长期任职原老干部局局长、与令计划配合多年的韩立平，未受牵连，反而先是顶替霍克离任的秘书局局长，2017年12月再升任中办副主任。

　　这次韩立平调至被认为是问题官员集结地的供销总社，未知是否仍与令计划案的负面效应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