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权统治到多党选举:台湾民主转型内外因素

2020年1月11日台湾将举行第15届总统选举，民进党的现任总统蔡英文将与挑战者国民党的韩国瑜、亲民党的宋楚瑜一争高下。

这是1996年台湾首度总统直选以来的第七次总统选举。在那之前，总统是由从中国大陆选出、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台湾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产生，这些终身不改选的代表被批评者称为“万年国代”。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在这一制度下连任四届总统直到1975年去世。

从1949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宣布戒严实行一党统治，到1986年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进党正式成立，再到1996年总统普选完成民主化，台湾的政治转型过程历经许多重大改变。

政治分析人士说，启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受到内在因素和外来压力的影响。

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975年继承总统职务，他在1987年解除了长期的戒严。这是台湾政治上的一次标志性事件。蒋经国的接班人、台湾出生的李登辉正式开启了多党直选的民主化进程。

“对我来说，台湾民主转型是从解除戒严之后开始，”前美国副总统切尼副国安顾问叶望辉(Stephen Yates)说。

叶望辉说：“在那个蒋经国过世、过渡领导人李登辉继任的早期阶段，我认为，在他担任总统的12年期间有一个显著的运动在进行，从走出戒严法阴影直到把台湾每一个公职都开放为民主直选，包括总统一职在内。”

叶望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知道在李登辉之前也有人对台湾民主有所贡献，在他之后也有别人做出根本性的贡献，不过对他来说，李登辉的任期是台湾民主过程最历史性和最关键性的改变。

1988年蒋经国过世后，时任副总统的李登辉继任总统并兼任国民党主席，任期内推动修宪，总统改为由公民直接选举。

1995年李登辉访美受到中国强烈抗议，但在中国试射导弹后的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普选中，李登辉仍然获胜。

李登辉的总统任期一直到2000年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为止，在这一年，台湾以和平民主方式实现了政党轮替。

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国民党用选票恢复了执政党地位。

同年7月15日，在解除戒严21周年的一次纪念仪式上，马英九代表政府向当年“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和家人表示歉意。

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民进党再次执政。台湾实现第三次政党轮替，台湾有了亚洲首位没有家族政治渊源的民选女元首。

李登辉与多党民主

1980年代晚期曾在台湾传教的叶望辉认为，台湾能有民主化的今天，前总统李登辉功不可没。他对美国之音说，从1987年到2000年期间，台湾政治上发生包括台湾省政府组织冻结、国民大会终结、各种公职开放直选等政治转变，李登辉原本可以在2000年总统选举轻松连任，但是他选择不继续竞选，这显示他对建立台湾未来民主基础和有一个竞争性政党政治的承诺。

“我认为他理解到，如果他当选，那将是一种个人的选举，但他要的是一种对国家的支持以及对台湾人民认同感的选举。所以对我来说，李登辉的12年总统任期是台湾民主的新基础。”叶望辉说。

李登辉的批评者称他背叛了国民党，而支持者则赞誉他是“台湾民主之父”。1996年，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封面故事中称李登辉为“民主先生”。

蒋经国与解除戒严

不过也有许多人认为，台湾能够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必须归功于国民党的前总统蒋经国。

“我想蒋经国是台湾民主化真正的源头，因为在1986年的时候他宣布解除戒严，1987年7月15号台湾就正式解除戒严。”台湾中山大学中山研究所政治学教授廖达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因为解除戒严，台湾才会有集会、结社、组党等各种自由，再加上解除报禁，因此“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是因为解除戒严以后全面开放，这才整个启动了台湾民主化的开端。”

不仅如此，廖达琪说，蒋经国对李登辉的重用显示了他的用心。

她说，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过世由李登辉继任，延续了蒋经国的遗愿，“等于说启动了台湾的民主化，事实上。李登辉他常常讲，整个一个政坛的成长跟当领袖的方式，跟台湾整个改革的方向，都是来自蒋经国。”

目前也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国政顾问团成员的廖达琪说，民进党能够在解除戒严之前成立而没有受到阻挠，也是因为蒋经国的决定。

她说：“当然，民进党在1986年就先成立了，那蒋经国也做了重要决定，民进党等于是偷跑，在1986年成立的时候，蒋经国也确立不抓，让民进党可以自由参选，然后壮大成今天这样的民进党。”

民主化的内外压力

然而，前《台湾公报》主编韦杰里(Gerrit van der Wees)并不认同蒋经国推动民主化的说法。

曾经为营救台湾戒严下的政治犯在国际间奔走、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的韦杰里告诉美国之音，蒋经国最终同意让台湾走向自由化是迫于形势的压力。

“蒋经国的确在最终允许自由化的发生。我不认为他非常喜欢民主化，但他最后的确解除了戒严，这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同时受到两股压力。”

这两个压力，韦杰里说，一是来自台湾非国民党的“党外”人士的草根压力，在1979年发生“高雄事件“(或称“美丽岛”事件)后，许多被捕的党外人士亲属纷纷投入政治，呼吁民主、人权、开放和解除戒严；二是来自美国国会、特别是被称为国会“四大寇“或”四人帮”(Gang of Four)的四位国会议员对国民党政府的压力。

这四位国会议员是参议员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参议员克莱本·佩尔(Claiborne Pell)、众议员吉姆·里奇(Jim Leach)与众议员史蒂芬·索拉兹(Stephen Solarz)，他们在台湾戒严时期经常在国会为台湾民主发声并批评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权的作为，索拉兹因而戏称他们是美国国会中支持台湾民主的“四人帮”。

对于民进党的成立，韦杰里说，国民党政府也不是没有动作，只是因为外来压力让蒋经国无法动手。

“他们威胁要取缔民进党，也威胁要逮捕他们，但那个时候已经有足够的意识，尤其是在美国以及美国国会人士，包括肯尼迪、佩尔、里奇和索拉兹，他们发出强大声音支持民进党，所以当时蒋经国不可能再去逮捕他们。所以是因为对蒋经国的国际压力才真的对他能做什么有所影响，到最后他只好说，好吧，让它发生吧。”韦杰里说。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所中国项目客座教授卜道维(David Brown)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1970年代国民党受到反对运动的压力要求开放政治体制后在1980年代开始民主化，接着在李登辉时期发展成真正代表民意的选举制度，先从立法院开始，然后是1996年的总统直选。

任美国国务院台湾事务主管的卜道维说，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施行的制度“非常具争议性”，因此在民间压力和蒋经国本人领导的自下自上两种因素下，台湾开始走向民主。

他说：“在那之后，我认为你看到的是一个两党政治制度，这个制度让小党有一点点的生存空间，这也是1990年代末期台湾选举改革的设计。”

叶望辉认为，台湾内部因素是台湾民主化最重要的驱动力，李登辉继任总统后在台湾内部有许多政治力量支持这种民主转变，国民党政府也一直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美国国会不断有强烈动作要求台湾民主化，但当时中国内部发生的改变也给了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力。

叶望辉说，“坦白说，我认为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镇压让全世界受到震惊，我认为这对台湾内部带来刺激，他们说，我们要朝更大的民主化方向移动，才能显示出台湾的人民和政府与全世界看到的中国有多强烈的对比。”

台湾民主对中国的意义

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廖达琪说，虽然在台湾人自己眼中，台湾的民主有诸多缺点，但这条民主道路得到了许多渴望民主的中国大陆人的羡慕。

她说：“他们其实都对台湾的民主化，还有今天选举走到这个地步都充满了期待，觉得台湾这样的选举做出华人的一个模式、一个典范。虽然我们自己看，台湾选举里面常常抹黑啊、不好看，但是那种政权的和平转接，中国大陆的人士是非常赞佩的，也希望台湾继续好好的走下去，可以作为将来大陆民主改革的参考。我认为这个影响是一直潜在的，只是现在可能在言论的压制下，他们不在中国大陆的言论市场上可以清楚的冒出头，但是我知道在海外这些，尤其是民运人士，他们真是想要好好呵护中华民国的这种民主火苗。”

卜道维说，他在1980年代曾经看到中国有政治改变的迹象，在21世纪的前10年也看到一些，不过在习近平上台后，整个政治形势就朝反方向走了。

他说：“在习近平治下，这个国家—我不应该说国家，而是党，中国共产党，就朝更多由党中央控制的反方向急剧发展，对公民社会和异见作出更多的限制。”

叶望辉认为，台湾民主对它的人民有自身的重要性。他说：“有些人把台湾海峡两边的人都看成是中国人，我不属于这些人，因为我不认为民主与族群划分有任何关联。在我看来，台湾是一个多族群民主。”

他表示，台湾各种原住民和归化公民，台湾的民主要比种族划分来得更多，这种经验是共产党的中国“极度难以接受的”。

“在习近平现在宣传的族群民族主义之下，他试图让族群划分比所有其他因素来得更为重要，不管中国人可能生活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所以我认为台湾的角色长期而言非常、非常重要，不过它自己的地位更为重要，它是中国大陆现有体制的一个反面模范，”叶望辉说。

民主脚步继续前进

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在哈德逊研究所的公开演说中曾指出，“台湾对民主的拥抱为所有华人展示了一条更好的道路。”

走过这条民主道路的台湾能为其他生活在专制体制下的人民提供什么经验？

目前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担任台湾历史讲师韦杰里说，他告诉他的学生，从压迫独裁转变为自由的民主是有可能的，不过那需要许多人的努力，正如现在的香港一样。

“它需要许多的奉献、需要许多的牺牲、需要许多人认为他们对现状不满意而有要朝那个方向走的视野。正如香港人民一样，他们对现状不满意，想要有一个更好的未来，那个未来让他们可以自己做决定，决定自己的前途，那对台湾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从这方面来看，台湾真的是东亚的典范，因为在东亚地区，很少有国家经历这种类似的转变。韩国或许是一个，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韦杰里说。

即使台湾的民主可以作为东亚地区的典范，但这个相对于西方民主来说还算是非常年轻的民主还在持续演变。在卜道维看来，台北市长柯文哲最近成立的、以吸引中间选民为诉求的“台湾民众党”，就是台湾民主过程中一项“非常有意思和重要的事态发展”，这个新成立的小党是否能在这次立委选举中有亮眼的表现也值得注意。

至于其他民主体制的主要元素，包括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检察及司法体制和法庭的角色，卜道维认为，台湾在这些方面都要比20年前成熟许多，只是在他看来，台湾的媒体非常喧闹嘈杂而已，但这也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如果你看看美国，100年前的美国媒体非常具有党派性，对以事实为基础的新闻报道不太有兴趣。我们的制度走过一条很长的道路，因此现在在美国，还是既有新闻机构谋求以事实为基础、告知性的新闻报道，也有大量以意见为基础的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广播、电视和社交媒体，它们对传扬意见和观点比较有兴趣，而不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新闻报道。”卜道维说。

挑战与威胁

随着民主化的逐渐成熟，今日的台湾民主也并非没有挑战。

《台湾公报》前主编韦杰里认为，“对台湾民主的最大挑战是中国。因为中国已经变得非常、非常擅于破坏台湾的民主，这是通过散布假信息、收买台湾的官员，以及邀请全台湾地方官员到中国，费用全包，所以他们非常积极的运用在某种意义上的软实力，但同时也以军机绕台演训，以及恐吓台湾不能做什么否则会采取行动对台湾加以威胁。所以中国本身是主要威胁。”

除了中国的外部威胁外，韦杰里认为，台湾还必须面对来自内部的挑战，那就是“台湾还有一些人基本上并不理解民主的真意”。

他说：“那些人认为只有我的办法才是唯一的办法。只有和中国一道才是最好的办法，但根本不是这样。我认为每一个人都了解，如果台湾想要维持自由民主，它必须建立自己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并且为自己的民主转型感到自豪。”

2020年的台湾总统及立委选举，结果不仅将影响台湾内部政策，它和之前三次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政权转移一样，也将牵动台湾、中国与美国的三边互动，尤其在香港的反送中抗争后，台湾人民通过这次选举发出什么信号？人们正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