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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亮医生之死,会唤醒中国人?

www.creaders.net | 2020-02-06 23:17:33  Matters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答《李文亮医生的离世是否会成为近年来公民意识觉醒的重大开端?》

前者按:李文亮医生之死,在中国网络媒体上又投入了一枚深水炸弹。很多人纷纷悲愤吹哨人之死,又不知道应该向何处问责。

同时,一些人也因此兴奋起来,认为疫情和李文亮之死,会把中国推向自由民主宪政的方面。于是品葱上有了如此一问。

我认为:李文亮医生之死,不会成为公民意识觉醒的重大开端。

行为经济学有个东西叫做:前景理论

1 确定效应:处于收益状态时,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

2 反射效应:处于损失状态时,多数人是风险喜好者。

3 损失规避:多数人对损失比对收益敏感。

4 参照依赖:多数人对得失的判断往往由参照点决定。

比如:普通人炒股,赚一点就赶快套现,表现出风险厌恶。被套了,反而攥在手里,幻想着能有翻身的一天,表现出风险喜好。

绝大部分中国人支持共产党,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在现行体制之下,他们可以获益。

根据前景理论,人类本能就是:处于获益时,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确定效应)

很多官方的蓝V都是由此开展宣传工作的:

微博上把同情李文亮的声音定性为颜色革命

反过来,我们可以看到,想要推翻或者改变现行体制,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当大多数人都认为:“现行体制之下,我们会遭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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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去40年之间,起码做到了一点:让更多的人,成为体制内的收益者。

这就是宣传中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实际上正常人都明白,经济发展并不代表国民富裕,因为可能只是富了一小部分人,穷了大部分人。

但是中共在江胡时代,的确没有做得如同前30年那么过分,它虽然依旧是富裕了官僚阶层,但是它也改善了一部分普通人的处境,尤其是改善了城市人口的生活质量。

这使得,即使广大的农民依然处于无法享受国家发展带来的财富成果,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媒体上发声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使得中国即使问题再多,但是社会整体,一直都有一个:”社会整体处于获利“,这种氛围的存在。

这使得大家有一种体制乐观情绪,认为民主并没有那么好,我们这种专制制度,也能做到大家都能获利的情绪。

本次武汉肺炎疫情,是近40年来的一个:“现行体制下,多数人会遭遇损失”的极少数案例。

因为天灾有一个特点,就是无法人为地分配。

病毒是不听政府指挥的,一个城市白领染病几率和农村人一样高。说白了:病毒面前,人人平等。

这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中国现行体制失效了。因为中国体制的根基,就是不平等。它所有的设计,都是让一部分人获利,一部分损失。注意这里不是说,社会不公平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但是,中国的确是经过政府二次分配之后,基尼系数更高。

而如果出现了一种情况,要求你把全社会都当作一个平等的人,然后去处理的时候,这个体制就会产生很大问题。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疫情爆发之后,民众疯狂地涌入大医院,瞬间瘫痪了武汉市公立医院的门诊。造成直到今天,大医院医疗资源紧张,无法及时收治病人。而小医院没有条件检测病人的尴尬局面。

这就是由于体制性的分配不公平,造成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到几个中心城市的结果。当出现全面性的医疗需求,整个社会缺乏一种民间扁平化的机制去处理大规模的群体性疫情。

李文亮医生,在群里通知大家发生了非典之后,第一时间政府的操作是处罚他。说他是造谣,因为这次流行的不是“SARS"。

这种罪名,首先我认为非常可笑的,因为如果政府的说辞成立,说明政府早在去年12月就知道这次疫情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但是却没有公开,更加罪加一等。

其次,从中国的专制体制看,政府处罚李文亮医生,更多不是因为他说错了什么,而是因为,疫情的公布,不是中国政府的操作流程。

我们只要看看几个月之前刚刚发生的内蒙肺鼠疫疫情,当局对疫情信息控制得非常严格,不允许媒体乱报道。也不公开病人收治情况,整个社会充满着一种不知情而不急躁的情况。这种操作,给了武汉市政府和中央政府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认为本次非典,也可以以同样的手法去消解。

无疑,政府最后判断失误了,武汉疫情一发不可收拾,呈现几何级爆发。

李文亮医生的警告,之所以被今天的人如此重视,就是因为它证明了过去中国政府的某些操作模式,会失效。

这才是真正的恐惧,这种失效,如果造成极大的损失,会让人们陷入到风险喜好之中。

可是,我不禁要问,本次政府功能性的失效,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开启公民意识了吗?

我认为:不会。

原因在于:

1、专制也有应对天灾的诉求:

洪水,瘟疫,地震,这些东西都是自古以来人类要处理的问题。专制制度,尤其是中国的秦制,作为一种专制制度的杰出设计,自然也对此有极高的应对方法。

实际上,古代天灾对于统治者来说,从来不是什么令人害怕的事情。对于最高统治者,天灾是清洗异党的最佳时机。对于中层官员,天灾是搜刮百姓财富,尤其是搜刮那些富商的有利时机。

这种事情,直到今天还在发生。

比如:我们看到武汉病毒研究所抢先注册使用专利,背后利益动机肉眼可见。但是它平时这么做一定会遭到反对甚至是法律纠纷,可是现在是天灾特殊时期,吉利德公司也不会说什么,反而要说我无所谓,现在救人要紧。

同样的,还有政府囤积转售口罩,抢夺其它省口罩自肥等等。高层也并不消停,李克强去武汉,习难道心理就没有盼望着李可以感染病毒然后去世的愿望吗?

同时,专制也有应对天灾的非常救灾措施。比如它可以利用资源分配优势,临时搭建设施以供使用。火神山雷神山就是如此。

虽然这对社会整体是一种资源的极大浪费,早点建立方舱医院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这反而是一种获利,因为建设过程中它本身就可以通过商业手段盈利。同时还能表彰自己。

2、专制天然具备对抗瘟疫的能力:

虽然方舱医院,火神雷神山快速上马,武汉各地封城。这些手段,有没有效果,效果如何,那不是统治者所追求的。

因为对于疫病,专制有一个天然的属性,让它可以对抗瘟疫,那就是:

限制人身自由。

限制瘟疫流行,隔离就是最好的办法。只要做到物理隔离一段时间,等病人都死绝了之后,疫情自然就会下降。这其实就是专制国家对抗瘟疫的最重要的办法:不是治疗,而是把病人都关起来等死。

专制本身,就是限制信息流动的,因为信息不对称,是权力来源的核心。

所以,所有的专制国家,都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思想和制度设计。

中国也是如此,户籍制度就是要把人锁死在某一个地区,剥夺一个人的定居权。这一点在本次瘟疫中也有所体现,比如你是不是武汉人,身份证一拿出来就可以方便地判断。

同时,无数的交通收费站,大大地降低了限制交通流动的成本。而各地的暴力机关,对付人员的流动,限制人口流动,那更是轻车熟路。这些都是专制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基础上,才能快速做到的。

所以,专制也有对付瘟疫的优势,虽然不人道,但是这的确可以做到让疫情有效地缓解和结束。

这一点,我想就算是支持中共的人,也是同意的,因为你只要想一想,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是不人道的手段,只要能结束疫情,你是不是也很赞同呢?反正你成为那个代价的可能性很低。而且为了集体的利益,必要的时候牺牲自己也是应该的。

反过来,你也会想:如果没有这种牺牲,可能会让疫情严重,所以更是必要的。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李文亮医生之死,只是这场闹剧中的一个章节而已。

李文亮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之事,他也不是什么民主自由的爱好者,他支持香港警察,支持中共共产党的现行制度。他所谓的公开,也是在同学群里热心里提醒大家注意安全而已。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做了普通的事。

可是,

如果一个普通人,做了普通的事,却成了英雄。

那一定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红冬里的青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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