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最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将抗击武汉疫情称为“人民战争”。就是在这场“人民战争”的硝烟中，习近平同一天换掉了湖北省、武汉市和港澳办第一把手。此举引发海内外的热议。
习近平用人一向“外举不避亲”，在重要岗位上安插自己的亲信或子弟兵，从不避嫌。对习的这种只看忠诚与否、不看能力大小的干部任用模式，外界已经见怪不怪。但这次在武汉抗疫的“战争时刻”，习近平一口气换上三位自己的爱将，还是让人跌破眼镜。为了释疑并说服民众，《环球时报》特意刊文，称这一“重大人事变动”是在疫情防控工作暴露出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作出的，应勇与王忠林二人都是“救火队”，都在“处理公共卫生危机时具有决断力”。可是新上任的湖北省委书记应勇过去长期在公检法系统任职，在上海担任市长的几年里，除了搞垃圾分类，几乎没有其他说得过去的、让上海人民满意的政绩。这样的人如何能“救”武汉疫情的“火”？
在我看来，习近平在战时疫情升级的险境中换将，一定有这样几个盘算：
首先，对习近平来说，战时起用自己人，更有助于维护政治安全，为形势一旦恶化未雨绸缪。应勇、王忠林，再加上几天前刚任命的中央指导小组副组长陈一新，都是习近平的子弟兵，对习的忠诚没得说。此外，他们都来自于政法系统。这样的安排颇显习近平的苦心孤诣。习近平经过六年的努力，终于改造了政法委，剪除了周永康羽翼，确立了中共最高领导人对政法机器的绝对权威，习现在几乎可以对政法系统予取予求。而2019年1月公布的新政法工作条例，更是囊括了习对政法委的重大希冀。新条例说，政法委首要职能就是维护国家安全、特别是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政治安全重要事项。在武汉疫情迅速扩散、病毒源头至今无解的情况下，习近平显然体认到，自己面临从未有过的危机，只有依靠自己人，乱世用重典，才有可能维护这个政权的稳定和保障自己核心地位的牢固。习近平用夏宝龙取代张晓明任港澳办主任，也是同样的思路，旨在防止香港人利用这次疫情激起反大陆情绪，削弱中共对香港的领导。
其次，习近平此时用应勇和王忠林换下蒋超良和马国强，也是为了淡化自己在疫情扩散中的责任。2月16日出版的《求是》刊发了习近平在2月3日中共常委会上的讲话，其中披露了蒋超良和马国强被免职的原因，是“不服从统一、本位主义严重，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失职渎职”。《求是》的这篇文章说，习从知道疫情一开始，就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此说是想替习近平洗地，把武汉疫情扩散的责任算在地方干部的头上。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中国政治的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说，习近平可能发现，总揽独裁大权有不好的一面，当出差错时，他也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迷信大权独揽，迷信政治安全，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武汉疫情从开始到扩散，从封城到进入“人民战争”的状态，习近平就是靠这个大权独揽，操纵疫情，控制舆论，决定谁应为此负责。现在，习近平已经用大权独揽找到了替罪羊。
第三，习近平此时换将，还试图安抚人心，平息民怨。此次疫情在民间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恐惧、悲伤、痛苦和愤怒，民怨在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去世以后达到高峰。民众广泛要求追责问责，要求言论自由。习近平解除了湖北两名高官的职务，就是要平息公众怒火，遏制对他不利的舆论，把民众的焦虑转化为爱国热潮。但是他绝对不会放松对舆论的控制。
习近平屡次说，武汉疫情是对他执政七年政府的考验。他能通过这次考验吗？且让我们密切关注他的动向。
（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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