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江夏编译报道：《加拿大对话》网站（Conversation Canada）刊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关系讲师史蒂法斯（Dionysios Stivas）和英国诺丁汉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洛斯·史密斯（Nicholas Ross Smith）的文章说，大多数分析都忽略了中共政权处理武汉新冠肺炎疫症时，借助先进的监控技术导入特别的政府权力，使它获得对国家长期的、更高层次的权力和控制。
为了有效地遏制新冠肺炎大流行，中共的政治精英需要公开证明，新冠肺炎病毒如何威胁社会安全。 这种将某件如卫生等通常不是安全范畴的事，变成安全问题的过程，在政治学中称为“安全化”。典型的安全化，包括向公众宣传、教育公共安全问题，使他们对疫症威胁的性质和严重性感到震惊，这在疫症大爆发时尤其重要。安全化可以使新的政治形式——即国家获得的“临时”特殊权力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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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权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致力于遏制疫症传播，而是优先遏制疫情相关信息的传播。结果中国公众最初大多不知道疫症的严重性。直到疫症大爆发，再也无法隐瞒，中共当局最后开始将问题安全化。结果导致一些特别决策，如隔离武汉等湖北省的若干城市。但中共政府继续不允许对疫情进行任何公开辩论。这产生了反效果，损害了中共政府的合法性。
最著名的例子是，首批披露疫情的“吹哨者”李文亮医生试图警告公众注意疫情的严重性，结果却遭到武汉警方传唤训诫，被迫签下从此噤声的保证书。李医生后来感染新冠肺炎死亡，一些愤怒的评论者认为，中国可能会经历“切尔诺贝利时刻”，期间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将被剥夺，失去一些权力和控制力。
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促使前苏联精英进行了深刻反省。中共政权迄今对武汉新冠肺炎疫症的反应却完全相反。他们竭力将疫情的威胁“过度安全化”，不仅作为更迅速应对疫情的方式，而且也成为重新获得某种合法性的方式。当初他们瞒报疫情，失去了这些合法性。
因此，与其说中共当局低估了疫症的严重性，不如说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把新冠病毒说成是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威胁，只有通过特殊政治方式才能解决。正如习近平最近在17万党政军官员参加的视像会议上所说：这是一场危机，也是一次大考……，有效的防控工作再次显现了中共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中共政权随着抗击新冠肺炎紧急措施，推出了新的权力和控制方式。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共当局已经以抗击疫症的名义，利用无人机、人脸识别摄像头、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更严密地监控其公民。
中共政府现在已经能够搜集几乎每个中国人的数据。当局确切地知道每个人的位置及日常公开活动，直至他们的体温！如果有人犯规，就予以惩罚。
这代表着前所未有的监视程度，前所未有的滥权和控制。但鉴于当局声称的疫症爆发的严重性，这些措施得到国际研究人员的认可、背书。无论这些措施对遏制新冠肺炎是否有效，但对中国可能造成长期的政治影响。这是一个国家成功地将公共卫生危机安全化，但却是一种灾难性地急剧沉沦。因为存在的威胁越突出，国家就越有借口滥用权力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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