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疫情消退，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在中国蔓延

在中国生活了16年后，一位刚果商人以为他知道身为黑人意味着什么。他遭受过种族歧视，以及公寓楼拒绝租房给他的经历，但他也学会了中文，结交了当地的朋友。他热爱中国，把它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他们对待黑人的方式，让人无法接受，”姆万巴在电话中说。“我们不是动物。”

中国已经控制住新冠病毒在国内的传播，随着这个病毒肆虐其他国家，中国的成功在国内激起一股融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的狂热，其咄咄逼人的程度是许多人数十年来未曾见过的。

中国北方的一家餐馆挂出了一条庆祝病毒在美国传播的横幅。在一幅广为流传的漫画中，外国人被分类扔进垃圾箱。在南方城市广州，包括姆万巴在内的非洲居民被强制隔离，他们被认为对中国的健康有害。

政府的宣传助长了这种民族主义一些更为丑陋的表现，它将中国应对新冠病毒的做法标榜为执政的共产党优越性的证明。来自国外的指责，包括要求中国为始于该国的大流行病支付赔偿的呼声，导致许多中国人处于戒备状态。

长期以来，激发民族自豪感一直是中共用以巩固权力的工具。从短期来看，因为中央政府想要平息人们对其早期试图淡化疫情的持续不满，民族主义可能对政府有利。

但如果放任不管，它可能会让中国在国际上更孤立，而中共现在正在试图利用新冠病毒大流行把自己标榜为全球领袖。在最近几天里，通常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对中国的仇外情绪进行了谴责，工商界领袖也警告，在中国从事经营活动面临困难。

“民族主义带来的真正风险是让外国政府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有所认识，”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教授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说。

中国的“我们要提防他们”心态的提升，也许在最近针对外国人的限制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虽然在疫情主要局限于国内时，中国政府谴责过针对海外亚洲人的种族主义袭击，但它现在把其他国家的人视为公共卫生风险。

上个月，中国几乎禁止了所有外国人入境，尽管中国曾批评过其他国家关闭边境的做法。官员们强调，中国现在的大多数新增感染病例都是输入性的，但一般不提输入者中许多是回国的中国公民。

对输入性感染的恐惧有时会爆发为仇外心理，或为仇外心理提供掩护。

在北京和上海，外国人被禁止进入一些商店和健身房，据说这是抗击病毒努力的一部分。北京中央商务区附近一家发廊的牌子上写道，“本店暂时不接受外国友人和体温37.3以上人员。”

发廊的一名员工说，她不觉得这是歧视。“毕竟有疫情，”她说。

中国一家科技刊物的美国编辑约翰·阿尔特曼(John Artman)说，他在北京的办公楼因疫情关闭，上个月重新开门。但他却被告知，外国人不许进这栋建筑。

凑巧的是，这家刊物已打算搬迁办公室。但当阿尔特曼两周后试图去新办公室看看时，一位同事说，新办公地点也不允许外国人进入。阿尔特曼仍然在家上班。

在浙江义乌，尼日利亚珠宝出口商勒基·德斯蒂尼(Lucky Destiny)说，过去两周里，他每次出门都看到，当地人要么捂着鼻子，要么绕着他走。店主们不让他靠近，他上公交车时，人们会下车。

他开始在夜里出去买吃的，那时街上人比较少。

“我曾有一个能为我的家庭积累一些东西的商业计划，”28岁的德斯蒂尼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我将试图离开。”

当局表示，他们的疫情预防措施对中国人和外国人一视同仁。但他们有时会在刚做出这个表示后，把外国人单挑出来。官方的《中国日报》在最近的一篇社论中否认歧视外国人，但同时又说，“一些外国人选择无视中国（控制疫情）的规定。”

一些排外情绪的表达毫不掩饰，丝毫不假装是出于公共健康的担忧。上个月，东北城市沈阳的一家粥店挂出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热烈祝贺美国疫情、祝小日本疫帆风顺长长久久。”

也许没有哪个地方的仇外情绪表现得比广州更强烈，这里是一个制造业中心，住着不少非洲人。

最近几天，在五名尼日利亚人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后，有非洲居民说，他们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和酒店。非洲人还被要求接受14天的隔离，且费用自理，尽管他们最近没有旅行史，或者检测呈阴性。

发到社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成群的黑人睡在人行道上，一家麦当劳贴出了禁止黑人入内的告示。

刚果商人姆万巴说，他和其他社区领袖上周花了一夜时间，在城里四处为被赶出酒店的刚果学生寻找住宿的地方。他说，之后没多久，他的公寓门就被贴了封条，把他封在了里面，当地官员告诉他，14天之内不能出门。

广州发生的事件引起了非洲官员强烈而且非同寻常的谴责。中国通过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和投资，一直在与非洲建立密切联系，让非洲在经济上依赖中国。

加纳外交部长上周六批评中国对非洲人的“不人道待遇”。一批非洲驻华大使致信中国外交部长，谴责中国对非洲人的“诬蔑和歧视”。

外国人并不是中国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的唯一目标。被认为对政府不够仰慕的中国人，也遭到中国“小粉红”在网上发动的激烈人身攻击。“小粉红”指的是网上对任何批评共产党的声音发起猛烈攻击的年轻数字战士。

这些人最近盯上了小说家方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她在疫情最早暴发的武汉一直在发表日记，描述封城生活。她写下身边普通人的勇敢，同时誓言要对当地渎职官员问责。

当上周传出消息，她的日记将被翻译成英文发表时，她面临着铺天盖地的谩骂，有人指责她帮助外国政府破坏自己国家的名声。

“有些利用方方的媒体的动机而言，它是为你刚刚提的另外一个问题，勒索中国，要中国赔偿，审判中国，拷问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著名辩护者、毛派学者司马南在接受采访时说。“方方变成了一个政治工具。”

方方把这种人身攻击比作她小时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任何被怀疑说毛泽东坏话的人都有遭受酷刑或监禁的危险。

一些知名人士已对过度的民族自豪感的危险发出了警告。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华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敦促人们进行更多的反思。

“有人说，我们如果在国内查因追责，会给外人提供证据，授人以柄，从而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他写道。“不能不说，这个话恰好是说反了。”

有迹象表明，民族主义已经有可能产生反作用，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地位。

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会长伍德克(Jörg Wuttke)最近说，中国对外国人的限制程度比其他国家的类似做法“更广更严，我们被排除在很多公共空间之外”。中国欧盟商会已把中国对外国人入境的限制称为企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进一步的敌意可能会加大已有的压力，迫使各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上周，历来是中国民族主义攻击对象的日本宣布设立一项22亿美元的基金，帮助企业把生产转移出中国。

第二天，川普总统的高级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建议美国效仿日本的做法，“为美国公司从中国搬回美国埋单。”

姆万巴从事出口摩托车零部件和建筑材料的生意，他也在考虑离开，尽管他与中国有着深厚的联系。

“这一周让我真的想了很多，”他说。“我爱中国，但有时候，我感觉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