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世界报》网站4月24日刊文介绍中国媒体《财新》在冠状病毒刺激下,挑战审查制度的情况。指出,尽管中国当局从疫情初期就限制新闻报道,但该媒体还是设法扩大了一些事情的曝光率。
这篇佩德罗莱蒂(Brice-Pedroletti)的文章说,武汉疫情和封城(1月23日-4月8日)给财新网开辟了一个新战线。财新是中英文双语的经济新闻网站,因多数记者倾向于言论自由和民主理念,所以在中国算是一个大胆的“自由媒体”。武汉封城期间,财新的两名记者和一名摄影师在一名副主编的指挥下,穿着防护服在武汉采访调查,频频披露情况。
1月31日,财新网刊出对李文亮医生的采访。李文亮医生最初因警告其他医生出现类似萨斯的神秘病毒而遭警方传讯。
财新记者于2月6日晚上进入医院车库,于半夜抵达李文亮的急救室门外,当时李文亮处在生死之间。
李文亮医生的死讯被宣布后,财新网发出呼吁,要求立法保护发警报的人,并刊出系列照片显示人们前往武汉中心医院向李文亮献花的情况。该文解释说,这样做,在中国是非常大胆的行为。
后来,财新记者还采访了武汉中心医院的医生们。这些医生在许多同事死亡后,指责该院领导无能,批评医院党委书记不解传染病,阻止从业医生共享重要的医疗信息。
真相的小样本1月29日,财新网透露,中国多个实验室在去年12月就收到武汉几间医院从一些“不明肺炎”患者肺部提取的样本。这些实验室都对这款冠状病毒的危险性发出了警告。但他们却在1月1日收到销毁相关样本的指令。就这样,冠状病毒出现后,被识别,被共享,然后真相被扼杀。
3月底,在武汉一个殡仪馆,一位财新摄影记者从一位卡车司机口中获知,这位司机在两天内运来5000个骨灰盒。这个消息引发全球对武汉肺炎死亡人数的严重质疑。武汉当局后来回应称,武汉封城两个月中,还有数千人死于其他疾病。
世界报说,如同对实验室的调查一样,财新记者对武汉死亡人数的调查也无法深入下去,这是审查介入的迹象。
财新的副主编高昱在财新播客谈他们在武汉的工作时说:“我们可能发现了75%-80%的事实。”
不过他另一句重要的话却没有被译成英文。他说,只有30-40%的调查内容被发表。
从那时起,每当有人提出想与高昱或财新武汉团队的成员见面,立即得到回答:对不起,现在不是时候,风险太大。
该文介绍说,在中国,如果想接近那些倾向言论自由和民主的“自由媒体”,通常要比接近党控媒体更难。
据一位北京的资深记者解释说,如果您向西方人提供有关事件的信息或透露媒体内部的运行情况,就可能立即被说成是与敌对势力勾结,会连累您所在的报纸。
非常机智的老板法国世界报说,在这个猫和老鼠的游戏中,属于上海演艺界大亨黎瑞刚的财新网,知道如何把审慎,经验,分寸结合在一起,并得益于创始人胡舒立的真实或被猜测的政治人脉。一名上海资深媒体人说,胡舒立总能在与中央政权建立联系的同时,也得到西方认可。世界报说,胡舒立的强项之一,是她很早就了解西方新闻,1987年她在明尼苏达州世界新闻学院学习6个月后,出版了一本关于水门事件的书叫“美国媒体内幕”。2010年,她离开了让她成名的《财经》杂志,带领几乎全班人马创建了《财新》。那时的财经杂志因发表一系列调查文章,引发中共高层的不满,这个杂志的领导人承受很大的压力。
低调2013年习近平上台后,镇压运动开始了。《财新》也开始趋于低调,主要针对王岐山的反贪目标进行调查。王岐山被视为来自财经界的改革派,胡舒立在财经界被认为与王岐山接近。
不过在2016年3月7日,财新网还是做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贴出一张嘴巴被贴胶布的图片,抗议当局审查删除财新的一篇文章。这张抗议的图片也被审查没了。
2018年,胡舒立将财新总编的位子让给她25年来的副手王烁。针对习近平进入第二任期后,她被靠边站的传言,她向美联社表示,她仍是财新的领导人,继续参与编辑部的决策。她说,她并没有卸任,反而是升职了。
2020年1月20日,在官方承认武汉肺炎“人传人”之后,绰号“中国最危险女人”的胡舒立,便要求记者高昱组织一个团队去武汉。她没有忘记2002年的萨斯。当时她所在的财经杂志曾是披露政府掩盖疫情的最有攻击力的媒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