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直在南中国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FONOPS），并且不断拉拢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参与。（美国海军官网）
对于中国而言，随着中美关系恶化而来的，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知名中美关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在接受多维新闻专访时提到，中美之间的竞斗会让未来世界形成一个巨大的中间区，这个区间会出现一种意识形态特征，时殷弘将之称为中间区意识形态，主张世界全局不是只有霸权斗争。对于中美而言，竞斗虽然持续，但两者都会变得更加孤立。
多维：你认为中美应该避免激烈的军事冲突，在当前局势下，中美最可能爆发冲突的领域在哪里？
时殷弘：基本上就是南海和台湾地区，国际上研究中美的学者都压倒性的认为，中美爆发军事冲突的范围就是南海，这也是常规性思维。但有一点，在这两个地区爆发有限军事冲突对中国未来的利益冲击会很大，中国绝对不会将有限争端升级为中美大战。中国甚至不会以有限的军事冲突回应对方，中国可能会比较忍耐。但这在国内政治中有困难，因为中国人们和官方已经被“中国什么都不怕”武装起来了，如果在某些行动上采取忍耐，很难在国内有说服力。
多维：会不会是战略与战术的不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时殷弘：某种意义上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之后，中国一直缺乏持久的战略方向。因为形势变化太急剧，原来制定的战略目标比较固定，要调整不容易。中国过去很穷，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要做决断相对容易，而且和坚决。虽然中国现在国力强盛了些，但在南海问题上投鼠忌器更多了。
多维：你此前提到，中美各自的国家战略是对立的，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状态下，美国势必会加强与盟友的关系来对抗中国，如何看待“第三方力量”对中美关系以及未来国际局势的影响？
时殷弘：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对某些国家来说，尤其是美国的海洋性同盟国家，如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日本、新西兰等等，美国的对华超强硬方针，总得来说，只是鼓励在国际政治、经济战略问题上同美国基本看法一致的国家反华和斥华，美国用不着向他们施加过大压力。所以这几个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实质意义上的日本以及新西兰，在对华高技术脱钩，战略部署方面基本跟进美国。
第二，由于新冠肺炎对某些发展中大国造成巨大的健康和经济损害，至少巴西、南非、印度对中国是怀有潜在的愤懑，这些国家当中情况又有所不同。印度由于6月15日的中印边界冲突，越来越倾向于反华，以及同中国高科技脱钩，越来越倾向加强同美国和美国军事盟国的战略协作。
在对华高技术脱钩问题上，美国对德国和法国的压力最大，做了很多劝说工作。港版国安法订立以前，法德在此问题上对美国进行了力度渐减的抵抗。港版国安法出台之后，它们同美国有了更多的接近指出。由于中美竞斗，欧盟在一些最关键问题上同美国逐渐拉近距离，法国已经实际上宣布要把华为排除在5G项目之外，只不过做法略微文雅，时间线拉得长了一些，但最后结果都一样。
在发展中世界，中亚、中东以及非洲等等，由于疫情以及一带一路项目中的短板，中国与他们的关系比过去更加复杂，潜在的困难变多了，也更严重了。
中美竞斗厉害，从消息上看，世界其他国家保持的态度是害怕完全卷入中美竞斗，全盘得罪美国或者得罪中国，甚至卷入军事冲突。但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几次重大演讲，我称之为“世界观演讲”，加上一些研究界的大腕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他们思考中的未来世界不能只有中美，还有他们所属的第三方力量，包括法国、德国以及所有的发展中大国在内。
总之，全球政治经济和心理世界将全球分立为两个紧密阵营和一个非常巨大的中间区。一个是美国和他的海洋性发达国家。中国的紧密阵营除了中国自身之外，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中间区的大国，如俄国、印度、法国和德国，它们单个的分量虽然远不如中美，但仍然非同小可。它们非常独立，而且越来越具有战略性，以至于会根据自身在不同领域的偏好迫使中美对它们做出重要让步。
中美在未来恐怕都会有些孤立，希望有人站在自己一边，给予同情和支持，对方会利用这一点让中美让步，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两国今后都不那么容易。从积极的角度看，巨大的中间区里，虽然各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五花八门，但一定逐渐形成意识形态的共同点，或者可以称之为中间区的意识形态特征。
这一特征类似于二十年前的中国，主张世界多极化，认为世界不应该只有两极；还有坚决主张世界全局不是只有霸权斗争；世界重大问题的多样性，也并不是只有美国认为的重大问题才是重大问题，应该由问题领域不同来决定谁起领导作用，例如欧盟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起领导作用。
未来的全球局势，几乎可以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单独一国作为世界领导。这是巨大的中间区不会接受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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