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芯片断供 中共军队断“命”

美国开始要求任何人向中芯国际供货需取得许可，理由非常直白：向该公司供货可能被中国用于军事用途，从而危害美国安全。（路透社资料图片）

朱兆基评论文章：一天前传出美国开始要求任何人向中芯国际供货需取得许可，理由非常直白：向该公司供货可能被中国用于军事用途，从而危害美国安全。

中芯当然矢口否认其产品被用于中国军队，西方当然不会相信，但中国军队的装备发展与西方技术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也的确颇为神秘。

其实，起点极低的中共军事工业不管今天多么令西方震惊，其整体上的发展脉络主要归功于三次“洋跃进”。一次是因朝鲜战争为苏联打头阵而得以速成式现代化，然后是用二十多年消化和仿制戛然而止的苏联技术，成果惨淡；第二次则是中美蜜月期从美欧获得了一批货真价实的先进技术，中国在很多武器装备重要领域至今的最高成就基本都可以追溯到这次突击式的壮阳；这条线索1989年突然断裂后，中国又从1992年起从严重衰败的俄罗斯买进一大批苏联冷战顶峰时期水平的武器，期间还顺带吸干了乌克兰的苏联军工遗产。

然而这次“食腐”也因俄罗斯吃空老本而难以为继，于是中国进入了一条以苏美俄基因杂交为基础的“自主创新”征途。其实真正得到创新的主要还是在武器禁运下，通过为美国接纳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得到的信息、知识、人才交流，以及民用经济大量连引进加盗取的先进制造技术和信息技术反哺军工，从而使原有仿制水平大幅提高，取得了一些关键装备在有无和水平两方面的突破。

西方对这一过程并非毫无察觉，但中共的成品均得自俄罗斯，西方技术被化整为零，无形中助力中国对俄制武器的改造和提升。对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管制比武器禁运难度大很多，而且与企业利益冲突。

军民两用色彩最强的当属信息技术，中国近几十年在通信、指挥控制、精确制导、遥感和军用无人机等领域的迅速发展，大多得益于IT业从美国获得的丰富技术营养。近几年甚至出现了利用中美两国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借助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前景，直接从西方挖回在国际一流高技术企业掌握了关键技术，并积累了丰富管理经验的高级领军人物，甚至直接从西方收购掌握关键技术的中小企业，促成中国某种关键军民两用或武器技术悄然突破的全新模式。除了在航空发动机这种尖端大系统上力度欠佳外，这一模式在更小的技术领域不无成功。

华为也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当然是民用企业，开发民用产品，瞄准全球民用市场，但由于其强大的集团突破能力和这个产业的繁荣，得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IT技术帝国。这支在全球无处不在，还雇用大量外国员工的庞大队伍哪怕只是顺手牵羊，也能为中国获得大量军民两用技术。还不需要它的创始人的军队背景、报国理念和军事化管理风格提供佐证，在权力无边的中共治下，这样的企业即使想拒绝为军队服务，也是不可想象的。

万幸的是，中共及其整个技术官僚机器太沉醉于全新模式的收益，从来无心也无力奠定真正的高技术基础，才会被美国的芯片制裁扼住咽喉。

不过，虽然华为的手机等产品，以及中国更广泛的信息产业势必遭受重创，中共军品受到的影响却有一定间接性。不可忽略的一点是，以中共的不安全感，既想要先进技术，但同时也一方面怕失了密，另一方面怕所谓的“受制于人”。

解放军一直不放心完全依赖美国芯片

中国的半导体行业与世界水平差距依然非常巨大。(资料图/法新社)

因而，中共在军事上对西方芯片级的技术应该较少直接应用，而是有一个极为复杂的分解、借鉴、消化和转移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共的国产芯片哪怕性能落后好几代，也不敢在武器上直接用来源完全没有保证的美国芯片。由于中国从武器装备到整个军队作战体系的信息化程度尚处在初级阶段，其对芯片等关键技术的要求可能还不如某些最前沿的民用领域。

加上军用产品的高标准、高成本和低批量，西方军队也开始充分利用被民用市场哺育成熟的IT技术，比如强调现成货架产品，开放式架构，民用标准设计，以降低巨大的研发成本。在这方面，至今将军队和装备搞得神秘莫测，没有任何可真正信赖伙伴，随时忧虑“受制于人”的中共反而是一个高成本的封闭王国。

因此，美国的制裁对中国军队最大的影响还在于使中国民用经济失去了高技术源泉，在一个过程之后，这种枯竭必将作用于中国的军工科研和制造。只是这并不会使中国的军事机器休克或失血，而是使它贫血，缺氧，从而更加外强中干。但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中共军队失去的仍主要是与美国对抗甚至挑衅的能力，在较低技术水平上，打肿脸充胖子维持苏联式的武力还是能坚持较长时间。这方面，朝鲜提供了在极低技术水平上向美国极尽挑衅的优秀范例。

美国也远不止在芯片上开始防范中国。众所周知，中美军事竞争和对抗都根本不是在一个公平条件下展开的。美国想知道中国的军事水平和进展，损兵折将，比登天还难，中国要知道美国的，只需要上网下载翻译就行。而且中国保持着大量的人力长年批量翻译美国资料，配合本国军工全盘抄仿，节省了大量试错成本。而美国除了核心技术细节外，所有发展思路、计划、进展、缺陷甚至大量一般技术细节，都向全世界公开，这完全是因其民主监督政治和开放式科学发展模式决定。他们认为，不如此，自己也无法从全社会充分择优，封闭的举国体制是远不敌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的。

这个基本原理当然没问题，但美国毕竟也意识到裸露过头了，被中国对自己的思路和走向了如指掌，也很难在竞争和对抗中获胜。这么多年，中国当然依然基础薄弱，不知其所以然，没有抄仿就不知向何处去，但毕竟中国总能在美国最先进水平后面，集中财力，坚持以抄仿和解决“有无”为核心，不择手段地追赶上来，还能针对美国自己公布的缺点有所针对。当然，中国也有跟错方向的时候，有人还声称是被美国误导，其实美国在这方面的信息公开中有意识地以假情报误导还真不容易。

现在，美国在防范中国上仍面临巨大的挑战。根据国会立法，美国国防部自1989年开始定期解密并对外公开“未来几年国防计划”（FYDP），其中有未来五年美国国防计划经费预测数据。国防部认为这一举措十分荒唐，一方面敌对国家根据这些详细资料，得以汇总美军活动情况，结合其他开源信息，可推断美国武器发展、兵力结构和战略规划等敏感情报，另一方面这些文件也给军工产业界提供了过多信息，以至政府在国防采购中利益受损。因而曾请求国会修改法律，不公开预算文件。

然而，就是经常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名出谋划策的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立刻就有人指出，取消公开FYDP中的预算文件会让公众无法了解国防部战略预算是否前后一致，以及国防计划的变更情况，严重限制了公众监督权。该预算文件一旦定密，世界各国将无法了解美国武器装备发展情况，增加对美国军力发展不确定性的忧虑。而就是国防部向国会提出这种请求这件事，当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援引可怕的《信息公开法案》提出要求时，国会也只得公开。

当然美国也有进展。2020年初，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NCSC）就发布了《2020-2022年国家反情报战略》。该战略指出，外国情报实体的威胁正更加复杂和多样化，除针对联邦机构，也将目标对准了私营部门和学术机构，并试图影响美国公众舆论。威胁最大的五个关键领域是关键基础设施、关键供应链、经济、民主以及网络和技术。NCSC的建议包括：动员全社会，包括私营部门、公众和盟国，建立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确定资源需求、针对威胁设计新的“技术对策”。

这些领域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在微电子元器件领域让中国深度渗入了供应链，留下了窃密和破坏的机会。因此国防部将微电子领域列为最重要的领域，首要措施是整顿代工厂，要求从国外订购的芯片完全可信，能溯源。美国国防反情报与安全局（DCSA）也加强了关键技术保护、人员可信度审查、反间谍和专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