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之后有张春桥 王沪宁之后会有谁

    　在三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居然能够以大内御笔身份官居中央领导核心层、成为七常委之一的王沪宁，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重大理论贡献”甚至早于他的“组织关系”从上海复旦转入北京中南海之前。二十六年前的一九九四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那份《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最关键的两处内容，特别是：“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一段，就是出自他王沪宁的手笔。虽然当时他还只是这个中央全会文件的起草小组众多成员之一，并非主笔，但由他负责起草的那一小部分内容中的“神来之笔”，准确地表达出了时任党总书记江泽民的心里话。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完成编辑和王沪宁审稿，一九九五年一月出版上市的《政治的人生》是王沪宁迄今为止，最后一部以本名公开出版的个人著作。我们《夜话中南海》栏目更早前播出的《王沪宁二十五年前选择“下海”是因为“政治常有而政治学不常有”？》一文中，也已经介绍了二十六年前的十四届四中全会起草过程被公开对外发表后，人已经从北京回到上海复旦大学家中的王沪宁在日记里记述了如下一段内容：凌晨读《毛泽东的秘书们》，写了毛泽东的六大秘书：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江青、高智和罗禄光，有丰富的材料和细节的描写，对过去的很多事情有了新的了解。披露毛泽东对诗的一段评论：“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是写诗人的深刻体会。

　　这些全都被王沪宁在进入中南海之前彻底研究了一遍的当年的毛泽东秘书们，胡乔木和江青都曾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过胡乔木并不是在毛泽东时代官至于此的，是后来的邓小平进一步成就了他。而“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秘书”出身的陈伯达，当年也是和如今的王沪宁一样，靠“笔杆子”被领袖犒赏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高位。

　　早在三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 ，笔者一度还对王沪宁在十九大上进常委，成为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七人之一持怀疑态度。二零一七年夏天发表的《十九大的王沪宁何去何从？》一文中，笔者曾分析说：中共党史上，称得上是党内理论家，曾经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捉笔代刀者，只有陈伯达一人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但那，毕竟是发生在“文革”的所谓“非常时期”。

　　笔者当时的确以为，王沪宁在进入中南海之前已经著述颇丰，在政治理论界也称得上影响广大。但他当时的名气，与早他半个世纪因为一篇文章而“扬名天下”的陈伯达还是不能相提并论……。所以习近平如果在十九大上要拉王沪宁入常的话，除非只让他分管宣传和意识形态 -- 就如同中共十六大至十八大之间的李常春，否则等于是让他王沪宁扬短避长。从这个角度分析，笔者倾向于相信如果政治局常委仍然还维持七人制的话，习近平想匀出一个位置给王沪宁的话，王沪宁都会坚辞不受。

　　但十九届一中全会上发生的事实却是，虽然政治局常委仍然维持七人制，而不是江泽民当年安排李长春入局时的九人制，但习近平还是想出了一个在七人制的常委会里匀出一个位置给只分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王沪宁的办法，那就是政治局常委里不需要安排一个他习近平本人的总书记位置的备胎。而这种安排的一个基本前提，又是王沪宁在主持起草十九大文件，特别是主持起草党章修正案的过程中，向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建议“应该把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准确无误地在新党章中表述出来”。很明显的用意当然是籍此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宣示，他习近平已经绝没有可能像他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一样接受十年换代的“陈规”制约。习近平的“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习近平的”特色思想”一样，“都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如此一来，中共十九大上才没有沿袭党内“惯例”，象十七大一样，把一个总书记的备胎安排为分管常务的政治局常委，从年龄角度形成所谓的“接班梯队”。于是就“顺理成章地”把那个相当于“副总书记”的专门分管党务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也就是十八大上的刘云山所获得的那个位置，安排给了没有半天各级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王沪宁。

　　据陈伯达本人当年的机要秘书回忆，文革之初陈伯达曾坚决不愿意被委任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对身边的人再三表示 “这个差事我干不了”。为此事他和周恩来说过三次，周恩来最后跟他说：“你作为共产党员，中央不能给你分配工作了吗？”这样，陈就没话说了。

　　同样的话，陈伯达也当面跟毛泽东说过：“主席，这个事我干不了，我是个书生，康生干比我合适，他原来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他干比我强。”主席回答他：“你把那个书生气去掉不就可以了嘛！”这他就更不好再说什么了，就这样他当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这段历史，王沪宁在一九九四年夏秋之交，参与为时任总书记江泽民起草十四届四中全会文件的过程就已经熟读过了。至于他王沪宁本人在三年前的中共十九大筹备期间，对于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一个高位是否也如当年的陈伯达一样，诚惶诚恐地谢绝过一番还是欣然接受，自觉受之无愧，笔者倾向于相信后者。因为假如当年没有陈伯达，仍然还是会有毛泽东思想，但如今没有王沪宁的话，肯定不会产生习近平“特色思想”。

　　本专栏三年多前的另外一篇文章《王沪宁有办法令自己不会成为中共党内“第二个陈伯达”》中介绍说：陈伯达一生写过很多文章，在抗战时期发表的《评〈中国之命运〉》算是他的开山之作。后人评价，这也是陈伯达写得最好的文章。

　　陈伯达靠一篇文章一夜成名的大背景是，1943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其侍从秘书陶希圣起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洋洋洒洒十几万言，中心论点就是一个：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救中国，并对中共全盘否定。在推广发行这本书时，国民党方面可谓不惜血本，用最好的纸张印刷，其价格却极便宜，让老百姓都买得起。因此，该书的发行量很快就超过了100万册。

　　面对国民党发起的宣传攻势，当时的中共方面决定进行“反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命运〉》一文。全文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借这篇文章进行了一次党内党外的扩大宣传，大后方印了几万本小册子，不但在根据地发行，还发行到了重庆，甚至还翻译成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评〈中国之命运〉》一时洛阳纸贵，国民党下令严禁此文，称作者为“陈逆伯达”，陈伯达因此名噪一时……。

　　陈伯达日后的下场众所周知，但在被毛泽东抛弃之前，他确实是毛泽东最为信赖、最为 倚重，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个所谓“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而相比于当年的陈伯达之于毛泽东，如今的王沪宁之于习近平岂止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事实上，当年无论是陈伯达，还是胡乔木，或者其他什么人，他们对所谓“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所起到的，说到底只是不同时期的不同程度的辅助作用。而王沪宁对习近平“特色思想”的从无到有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绝对是创造性的。

　　王沪宁与陈伯达之间的共同点还有，都是从未担任过基层干部，党内政治履历极为单一：从幕僚、御笔到政治局委员，再到政治局常委。

　　两人早年都有留洋经历，王沪宁是留美，陈伯达是留苏。

　　陈伯达倒台并被关进秦城监狱之后 ，当时也还在秦城监狱里的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师哲等人都被要求写材料揭发陈伯达。专案组向他们透露的陈伯达的重要罪名之一就是“苏修特务”。不知道王沪宁在读到这段历史时，是否曾担心自己会在某一天被人按上“美帝特务”的罪名。毕竟他早年曾经先后在美国的一两所大学担任过“访问学者”，而且当时拿的百分之百都是美国学术机构的资助。

　　一九九四年盛夏，在京中央领导们在七月下旬都到北戴河度例假，十四届四中全会文件的整个起草班子也追随前往。《政治的人生》一书中对他王沪宁当时去北戴河住的是什么级别的招待所，甚至下火车是直接被汽车从站台上接走的细节都有记述。

　　他当年公开发表的诗作之一，就是到北戴河的第二天晚饭后去游泳写下的《泳浪》。日记中说，他自己“游了一阵，有一种化入浩瀚的大海的感觉和想象”。全诗的内容是：远风劲疾近处急，涛立波伏长堤低。浊浪排来海躁怒，清沙卷去意平息。俗心渐化涌峰上，圣念忽临水色际。再现中流滔万倾，似见湘客又搏击。

　　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都会明白，此诗中的“湘客”说的是毛泽东。

　　写作此诗的当夜凌晨，他王沪宁又细读了《毛泽东的秘书们》。笔者当年曾经在相关文章中写道 ：“伴君如伴虎，哪个朝代都一样”。当年的陈伯达进到秦城监狱后才如梦方醒，如今的王沪宁如果对陈伯达的下场没有过感慨，鬼才相信。

　　现在我们从互联网上可以查得到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人，分别于三个不同年代的夏天在北戴河海游的图片。不知道六年前的王沪宁是不是在北戴河看到江泽民学着毛泽东的样子，同样也是挺着高高的肚子在海里仰泳的情景才想出了“似见湘客又搏击”一句。

　　至于日后又年复一年地陪同习近平到北戴河例假期间，他王沪宁是否又写下过“似见湘客又又搏击”一句，我们外界不得而知，但肯定是再没有机会公开发表了。

　　回想当年，陈伯达以毛泽东政治秘书身份跳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共党的九大召开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下旬。“产生”出的五人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以及常委陈伯达、周恩来和康生。后三人的排名是按姓氏笔划的多少为序。

　　从被毛泽东指定为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到被毛泽东下令关押进秦城监狱，前后大概是五年时间，正好相当于现在的中共政权两次全国党代会的间隔时间。

　　但现在仔细分析对比一下，当年的陈伯达倒台之后，毛泽东思想还在“继续发展”，最典型的代表作就是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但如今假若没有王沪宁的话，习近平的“特色思想”真的就无以为继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习近平身边没有一个王沪宁，岂止是那些“思想体系”中的几乎所有内容都是王沪宁原创或者主创，就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名称本身也都不是他习近平本人能够设想出来的。

　　所以，只要他习近平身边不会出现一个相当于当年张春桥式的人物，如今的王沪宁就不至于步当年毛泽东身边陈伯达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