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叫停只是开始：国内互联网巨头瑟瑟发抖

　　在中国国内，双十一本来是一场全民购物狂欢的盛宴，每年天猫、淘宝、京东的双十一销售数据，都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风向标。但是，今年的双十一特别黯淡。当然，除了号称人类经济史上有史以来最大IPO的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让全世界惊掉下巴的阴影之外，更主要的是在今年双十一之前，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重磅炸弹”，在整个A股和H股市场，迎来了平台经济的王炸。

　　一

　　为了迎接此次新政，科网龙头打折促销。阿里、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等互联网巨头公司的股价应声蒸发了几千亿市值，其中美团、京东双双暴跌10%，及时赶上了双十一的最后一轮股票大促销。而美股上市的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这两天也是暴跌，阿里两天大跌14%以上，在之前没有上市股价暴跌的基础上再次暴跌，基本形成了破位，可能已经彻底牛转熊了。这也可能代表着中国第一电商巨头，第一民营金融集团开始走麦城了。

　　目前这个《反垄断指南》，通篇看下来，几乎直指中国这些互联网平台巨头盈利模式的核心，就像无人机斩首一样精准打击，这些巨头公司股价的暴跌，说明正好打中了要害。按照网上的说法是，果然是没有人比高层更懂“平台经济”，对中国的网络大流氓们到底是如何赚钱的套路非常了解，每一条都会让各大厂商倍感“被针对”了。结合此前蚂蚁融资的叫停，估计有很多人已经脑补出了万字阴谋论的长篇巨著。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反垄断指南》的几个具体内容，就知道这次打击有多精准、下的手有多重：

　　1、规定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将被认定垄断。

　　这属于典型的垄断+价格歧视套路。比如说二选一，就是要求卖家在两个平台上必须只能选一个，只能我一家平台独家代理你的产品，这明显属于大平台的垄断霸凌行为，让很多中小平台没有水喝。谁签下的品牌多、商品品种多、性价比高，谁就能留住用户占据主动竞争地位。

　　其实，“二选一”从来都不是一个新现象。2010年京东和当当就曾展开“二选一”的对抗，要求图书商家、出版社必须在两家平台中选择其一进行销售；2015年天猫宣布与迪卡侬等20余家国际品牌签署独家合作协议，产品只能在天猫平台独家销售，随后京东举报阿里；2019年618期间，格兰仕在其官微发布声明称因拜访了拼多多，其产品在天猫就遭受了搜索异常，在“二选一”的压力下，美的、九阳、苏泊尔也曾先后发表声明称将关闭在拼多多的旗舰店。

　　而大数据杀熟就更恶心了，就是这些平台利用大数据和算法，同样的商品或服务，让老客户看到的价格反而比新客户要贵很多的现象。可以说和中国“熟人社会”的生态完全一致，就是现实生活中中国人专门坑周围熟人的这个恶劣行为，在网络平台上的直接投射。

　　可以说不管二选一还是大数据杀熟，都是中国网络平台的潜规则，没有用过平台的都不配称自己是互联网巨头，天猫、京东、拼多多都在用。而这次《反垄断指南》将这些都列入垄断的范围，可以说是精准打击。

　　《反垄断指南》中的第二点就是基于大数据和算法实施差别待遇。我们知道，现在平台规模越大，一般他们的大数据能力越强，算法越精密。比如阿里和腾讯掌握的大数据和算法，就是其他很多平台望尘莫及的。他们可以根据客户的交易金额、交易数量、用户数、点击量、使用时长或者其他指标，来控制客户的消费。

　　互联网平台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技术优势，可以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实施差别待遇，比如说可以根据交易相对人的支付能力、消费偏好、使用习惯等，实行差异性交易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等。例如，很简单地说，如果你在我的平台上经常是高消费客户，我在一些商品的定价上就可以给你定高一些，和大数据杀熟很类似。当然，还有很多的价格歧视行为。可以说科技的进步，成为这些巨头平台进行托拉斯、卡特尔的新工具。

　　3、除了这些之外，《反垄断指南》中还对同行业平台巨头协议定价，横向垄断等行为进行了限制。可以说以上这些措施都是对中国20多家网络巨头的真正限制和打击。

　　这个《反垄断指南》发布前，其实就曾经开过一次比较重要的会议。根据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11月6日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召开规范线上经济秩序行政指导会，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美团、58同城、百度、奇虎360、苏宁、字节跳动、快手、微店、新浪微博、唯品会、拼多多、国美在线等27家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对强迫商家“二选一”、刷单刷评等问题做出严厉批评，并提出互联网平台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九方面明确要求。这算是打预防针。

　　对于这些监管措施，市场上叫好的声音还是不少的，看来这次行动还是深得民心的。但是，中国政府很多行为，其实就是打着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来达到其他目的。

　　二

　　在这份征求意见稿里，17次提到了“成本”、25次提到了“技术”、22次提到了“数据”、10次提到了“算法”。因为一般来说，能获得垄断地位的互联网平台，基本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较早进入一个“蓝海行业”，拿到巨额风险投资，通过低于成本价的“倾销”（烧钱），挤走竞争对手或者合并竞争对手。而在巩固垄断地位、谋取超额利润的时候，技术、数据、算法就成为其攻城略地、宰杀消费者的重要武器。 垄断地位往往是通过创新、竞争获得的，但在他们自己做大后，最终一定是反竞争、反创新的。它不仅会遏制创新、压制社会活力、提高营商成本，还会带来社会阶层的固化。

　　对于互联网平台的垄断问题民间一直有很多讨论，时间已经超过5年。为什么反垄断的“铡刀”选在2020年轰然落下？这当然跟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战略调整有关。逆全球化、疫情、中美战略博弈，都让2020这个庚子年显得不同寻常。特别是美国挑头在全世界围堵中国，军事上以日本、澳洲、印度为核心，搞印太战略；经济上美国、日本组织产业链回流，或者转移东南亚，抽干中国制造业的根本；贸易上大打贸易战，科技上封杀华为、中兴、中芯国际等企业，在美国抓捕中国间谍，遣返留学生，这一系列组合拳，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上全方位和中国脱钩，确实给中共政府带来了巨大打击。

　　对此，中共官方称之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策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个大逻辑下，启动内需就成为关键，习近平也多次强调消费对内循环的重要性。

　　而要畅通内需，就需要反垄断，需要财富分散，带来消费和购买力。很简单，1亿的闲置资金在一个富豪手上，吃穿住用行撑死了花1000万，他不可能一天吃10顿饭，一天看10场电影，一天换穿10件衣服。但是1个亿的闲置资金，如果分给10000个平民，每个人可以分到一万，每个人将这些用于衣食住行的话，消费的资金起码可以达到8000万，这个对消费市场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都知道，大树底下的小树小草是很难成长的，市场上也是一样。只有拆分掉阿里、腾讯这样的巨头，让更多的中小企业成长起来，增加更多的就业，让这些人增加更多的收入，才能带动消费。中共政府背后反垄断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这样来谋划看起来也是对的。

　　当然，你还可以这样理解：从入世到2020年之前，中国左右逢源、内外兼收，是快速做大经济蛋糕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互联网经济发展迅猛，国际国内监管的经验都在积累之中，中国有意“让子弹飞”一阵子，放水养鱼，不急于收网，等等再说。但是到了现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时代，外部的资源开始和中国脱钩，做大蛋糕的速度降下来了，蛋糕的增量越来越小，互联网经济高增长的阶段也即将过去。这时候，就需要规范化、法制化了，否则互联网平台带来的“财富马太效应”杀伤力就太大了，贫富分化是市场和消费的死敌。

　　而最近几年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算法等技术的成熟，让拥有垄断地位的互联网平台突然拥有了“核武器”，中小竞争者完全不是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如果不干预，财富将加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到那时，必然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消费不足导致企业倒闭、裁员就是最大的威胁，这样内循环就无法谈起。当然也就失去了对抗美国的根本。

　　在这个层面上，中美反垄断的目的有一致性。此前的10月21日，美国司法部和11个州对谷歌提起诉讼，指控这家硅谷科技巨头利用其市场主导地位打击竞争对手，违反了公平竞争法。同时，针对苹果、亚马逊和Facebook等公司的反垄断调查也在发酵中。

　　三

　　但是，中共政府的反垄断显然不仅是单纯的市场意义，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

　　之前在关于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的文字里，曾分析说可能是马云在上海金融论坛上的演讲得罪重装了王岐山，得罪了监管层，导致全国官方媒体暴风骤雨式的批评和围攻，大有文革重演的架势。随后就是蚂蚁集团停止上市，震惊全球。其实，这个事件还可能有另外一层解释，那就是在那场精心准备的5000多字的演讲稿进行演讲之前，马云可能就已经知道蚂蚁集团无法完成上市，所以，彻底豁出去了，直接向中国的金融监管层开炮，最终的炮口对准了王岐山、习近平。

　　中共政府之所以对阿里巴巴这些网络巨头动手，主要是因为他们现在的实力和规模已经达到了可以影响金融市场走向的程度。比如，蚂蚁的线上借贷业务拥有约5亿客户，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管理不好可能会带来金融动荡，这对中共政府的监管提出了挑战。特别是蚂蚁集团的盈利模式，可以说是滚雪球式的暴增。中共也担心失控，威胁自身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