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朱军被诉性骚扰案12月2号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首次开庭。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米兔”（#MeToo）运动走到了重要转折点。然而在庭审现场外面，只有大批力挺原告弦子的年轻人和路透社等少数外国媒体表示关注，中国媒体集体缺席。有学者表示，当今中国官本位、父权式的政治结构打压女性，使得#MeToo运动在中国仍举步维艰。
网名为“弦子”的年轻女性于2018年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表檄文，称她2014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担任实习生期间受到知名主持人朱军性骚扰。而在当时，当地警方在接到报案后考虑到朱军的社会影响力而不予立案。丑闻被踢爆的两年后，朱军被控性骚扰案于12月2日开庭审理。
舆论普遍认为，此类案件能走到法院审理阶段，是中国女性受美国发起的#MeToo运动影响，公开反抗职场性侵和性骚扰的里程碑式进步。一旦胜诉，该案将成为重要的司法判例。此次案情关注的重点还聚焦在被告朱军以侵犯其名誉权和造成精神伤害反诉弦子及另一位支持者，能否得到司法支持。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告诉本台，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对女性的系统性打压、歧视和对女性权益的侵害由来已久，包括要求女性回归家庭、放弃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权和关闭职场上升通道等。夏明认为，近些年中国知识女性社会地位的上升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对中国以男性为主的社会结构提出挑战。
“中国政府基本上是一个家长男权式的结构，整个政治体系对女性和女权是高度压抑的。整个权力结构和精英层对#MeToo运动的天然的男权式的压制反应一点都不奇怪。”
夏明认为，中国的整个权力系统和司法结构赋予男性、尤其是精英层男性高度的性别特权。他说，想要保护女性免受性侵和性骚扰，保证维权通道畅通，必须把权力从男女的社会关系中剔除出去。
“所有的性侵和性骚扰最主要的在于必须要界定权力关系。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官本位国家，现在出现权钱高度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这种情况下很多女性惧于权力和金钱的淫威，也不是每一个女性在对待性骚扰上第一时间第一地点非常明晰坚定、非常有勇气来对抗的。”
夏明认为，即使明年生效的中国第一部《民法典》扩大了性骚扰的定义范围，中国现存的法律框架仍不足以保护当代女性权益，必须通过强硬的社会舆论和全球力量向司法施压，推动立法向保护女性权益倾斜。
“现在中国的#MeToo运动和中国女权的诉求得到人们的关注，最主要的还是在道德法庭和舆论法庭。这个案件无论最后法庭判决如何，媒体舆论的关注、全球讨论形成的舆论力量和公众压力恐怕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最主要的因素。”
网名“弦子”的妇女（左）在微博上公开发文指控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右）2014年对正在电视台实习的她性骚扰（Public
Domain）
现在旅居美国的中国民联副主席吕京花对弦子诉朱军性骚扰一案的影响力持悲观态度。吕京花告诉本台，此次案件即使法院作出对原告有利的判决，也不会真正推动中国#MeToo运动进程，为女权争取生存空间。
“中国体制上还没有一个女性自由争取福利和政治权力的空间。朱军案比较特殊，如果朱军因为性骚扰，然后国家用法律来制裁被指控的朱军，这一定是特殊情况，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政治背景问题，是朱军背后的政治势力失落了才有可能给这位女性做一个所谓公正的判决。”
吕京花认为，中国目前的女权状况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政府历来打压民间的女权运动，即使容忍倡导女性权益的非营利公益组织在中国生存，也是在表层营造一种与世界接轨的假象。一旦这些组织对国家机构施加压力并进行监督，中国政府会立即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其进行压制。吕京花还提到此前中国“女权五姐妹”被捕并流亡海外一事。
“他们这些女权主义者在中国的发展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果向政府施压，在言论和行为方面对其制约，政府他们会想方设法给你取缔掉。”
2015年，郑楚然、李麦子等五名女权主义者计划在三八妇女节前，举行反对公交车性骚扰的维权活动，随后遭到警方抓捕并拘留。吕京花认为，中国#MeToo运动想要对抗男权社会和政治权力，为女性争取更多的公平公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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