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计划”也只是冰山一角

　　2020年11月初，中国河北省召开年度科技引智座谈会，这是一个只有数十人参加的小型会议，但是宣布的数据却令人咂舌。该省官员表示，近年来引进外国专家总量达4.9万余人次；仅在2020年内，就在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8个国(境)外引智工作站；此外，该省的“外专百人计划”自2017至2020年，共评选出40名外国专家进行资助，每年经费高达1000万元人民币。

　　这样有系统、大范围、全方位的海外人才引进计划并不只是河北省的特例，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CSET）“中国人才计划追踪”（Chinese Talent Program Tracker）数据库显示，中国国家级别的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约有40个，而国家级和地方级的计划总量估计近300个。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今年8月发布的报告则指出，中国在全球各地设立了至少600个海外人才招聘站。近年来在美国引发显著负面关注的“千人计划”，可能只是中国庞大的海外人才引进行动的冰山一角。

　　高调的“千人计划”及随后的隐藏

　　从2013年至今，涉及到中国人才计划的美国司法案件多数与“千人计划”有关，其中包括最近被指控的哈佛大学前生化系主任利伯（Charles M. Lieber），2020年9月被判刑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前雇员特拉伯·鲁克曼（Turab Lookman），2020年5月认罪的前埃默里大学教授李晓江(Xiao-Jiang Li)，2020年3月认罪的前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帕特里克·刘易斯（Dr. James Patrick Lewis），2019年被起诉的可口可乐工程师游晓蓉，2019年被定罪的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张以恒，2019年被指控的前通用电气工程师郑小清，2018年被指控的前休斯顿安德森癌症中心教授谢克平等。

　　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之下， “千人计划”一词在中国的网络上已经消失，但其实是旧瓶装新酒，人才招募依然以多种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2019年，“千人计划”下属的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创新人才短期项目、创业人才项目、青年人才项目以及海外高层人才项目，统一并入了中国科学技术部发起的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这一计划目前正常运行，中国科技部于2019年底发布了《2020 年度国家外国专家项目申报指南》，该计划赫然排在首位。

　　CSET“中国人才计划追踪”数据库负责人艾米莉·韦恩斯坦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试图隐藏这些计划，但这不代表中国停止从海外招揽人才。

　　她说：“‘千人计划’从网络上消失了，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见到中国对其他项目也有类似的举动，比如 ‘中国制造2025’，还有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但凡有一个词在美国或者欧洲引起了很多关注，中国就会试图低调行事，要么不再用这个词，或者换一个类似的名目。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有意淡化这些事情，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千人计划”之外的人才项目同样涉嫌知识产权盗窃

　　“千人计划”不是中国唯一涉及知识产权盗窃的人才项目，近几年来，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以及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项目，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的招聘计划，都曾涉嫌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

　　2020年8月，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成正东被捕。他被控在为美国宇航局(NASA)进行研究期间，故意隐瞒他与中国学术和商业机构的关系。成正东曾是广东工业大学“百人计划”的特聘教授，还曾是广东省“珠江学者”讲座教授。

　　2020年2月，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田纳西大学华人科学家胡安明（Anming Hu），称他在接受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资助期间隐瞒了与北京工业大学之间的联系。胡安明 2012 年和 2013 年分别入选北京市的人才引进计划。

　　2019年11月，孟山都公司农业科学家向海涛被控多项经济间谍罪和盗窃商业秘密罪，此前他加入了中科院的“百人计划”。

　　2019年8月，美国堪萨斯大学华人副教授陶丰因涉嫌欺诈被拘捕，他此前被中国聘为“长江学者”。起诉书称，陶丰试图在其参与的人才计划中为中国谋取好处。

　　2015年3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前电脑程序员杨春来被判刑，他被控窃取商业机密，意图在中国的张家港建立一家交易所。此前，杨春来出席过张家港地方官员在美国举办的招聘会，此后便一直与张家港自由贸易区的物流与贸易局局长保持联系。

　　涉及这些项目而受到逮捕、起诉或定罪的人员远远少于与“千人计划”相关的人。对此，韦恩斯坦表示，“千人计划”成为重点打击对象有一定的道理。她说：“这么多参与’千人计划’的人被起诉，是因为它的规模是最大的，我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数字，但它确实超过其他每一个单独的项目。此外，它的范围更广，其属下的项目有专门针对外国人的，专门针对海外华人的，还有留学生的。它是一个发展成熟的大规模计划，于是引起了美国的重点关注，美国政府找到了一些案例，追踪到了参与项目的人。”

　　但是她也指出，还有大量的人才招聘项目没有得到足够关注，而这些项目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其对美国知识产权的威胁丝毫不逊于“千人计划”，她说：“我们必须从一个更广泛更高的角度来审查中国的人才招募行动，而不只是深入挖掘一个项目。因为中国政府围绕这些项目建立起来一套系统，使得一切人才项目都能为其所用。 ”

　　韦恩斯坦举例说，“千人计划”要求参与者提交专利信息，“长江学者”项目则要求参与者举荐或者招揽更多人才。

　　美国参议院2019年11月发布的《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为了控制这些项目，要求参与者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这些合同条款包括鼓励成员向美国机构申请资助，在中国设立“影子实验室”以进行与美国机构相同的研究，并在某些情况下转移美国的知识产权。

　　这份报告特意点名“千人计划”。报告也提到，美国政府还没有充分了解中国人才招募网络和实体。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助理主任约翰·布朗（John Brown）在相关的听证会上说，联邦调查局2018年开始增加了对参与“千人计划”学者的逮捕和起诉的曝光率，但他没有提到其他具体的人才计划。

　　规模庞大的地方人才招募

　　除了著名的“千人计划”和其他的国家级人才计划，中国的地方政府也在加紧招募海外专家。目前，地方级的人才引进计划几乎遍布了整个中国，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市，总数可能超过200，是国家级别项目的4到5倍。

　　除了人才招募项目，中国还在大举设立海外人才招聘站。ASPI报告显示，截止2020年8月，中国海外人才招聘站数量已超过600个。而且近两年来增长速度显著上升，仅在2018年就增加了115个，其中美国的数量最多，达到146个。报告还指出，实际总量可能远远大于600，因为市级或以下级别的项目数量很大，难以精确统计。比如，仅江苏省就在2017年建立了120多个海外人才工作联络站。

　　项目和招聘站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也使得这些省市招聘的海外专家总量远远超过国家级别。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指出，在2008年至2016年期间，地方政府从海外招聘的人才约53900名，而通过 “千人计划 ”和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招聘的专家仅有7000多名。

　　和巨大招募能力形成反差的，是这些地方级别的人才项目和招聘站获得的关注。由于个体规模和知名度的限制，它们很少见诸美国的媒体，也不一定引起美国政府部门足够的重视。

　　美国政府应全面审查中国的海外人才引进系统

　　韦恩斯坦表示，乔治城大学的“中国人才计划追踪”数据库可以为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提供决策参考，让他们的目光不只局限于“千人计划”。她说：“我建立这个数据库，就是为了说明 ‘千人计划’只是中国上百个人才项目网络中的一个，这些项目都得到了中国政府从上到下的战略支持。了解这些项目的细节是很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借此了解这个系统。”

　　中共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在其2008年发布的“千人计划”指导方针（《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中，明确强调要“建立健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的体制机制”， 并且“在中央、国家有关部门、地方分层次、有计划进行”；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

　　韦恩斯坦进一步指出，“要更加全面整体审查中国的人才项目，不能只盯着‘千人计划’或者‘长江学者计划’。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们需要观察人才引进项目背后的系统，看看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知识产权盗窃。总之，我们应该尤其关注整体的系统和做法。”

　　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千人计划”之外的中国人才引进活动。参议院《对美国研究界的威胁：中国的人才招聘计划》就指出，需要对中国在美国进行人才招聘的相关行为进行更多的调查，包括风险投资竞赛，创业项目，重点关注一些位于美国的、可能充当招聘平台、或作为外国政府代理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