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梁病逝 折射流亡作家颠沛的一生

曾在中国遭劳教入狱两年的流亡作家王一梁一月初因食道癌病逝于泰国，得年58岁。此前，他一直过着流亡的生活，只能在美国当大楼管理员，住在十分简陋的青年旅舍；他在困顿中协助创刊“自由写作”网刊，保留了中国数百万字的地下文学与流亡文学，见证中国历史真相，也将作家独立思想的泉源空运回中国，影响着后辈。

王一梁出生于上海，是当时上海地下文化的活跃分子。美籍流亡作家、独立笔会创会人贝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王一梁将地下文化用一个比较精辟的“亚文化”一词呈现，意旨为主流文化之外的文化，而王一梁就是“亚文化”社会形态下的重要代表。

贝岭表示：“亚文化代表的就是一种跟体制、官方、共产党的御用文化所对抗的、和跟它产生美学上分歧的一个文化形态，尤其发生在上海和江南。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亚文化的一个重要形成期，他（王一梁）是那个时候的一个重要的代表。”

参加“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入狱劳教两年

2000年，王一梁因为参加中国大陆民间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播放了一部获得坎城影展金棕榈奖等数十项国际大奖的《钢琴师和她的情人》电影，被上海警方以“传播、偷看色情影带”罪名，不经审判，直接由公安送去劳动教养，入狱2年。劳教年限最高3年，而王一梁一坐就坐了2年。

王一梁妻子白夜对美国之音说，最悲哀的是，她的丈夫在20多岁的年轻时代，才华洋溢、思想创新，但中国在短暂开放十年之后，八九民运后又开始进行思想封杀，他们这一圈子的人，当时很天真，自诩为不同于官方文化的“亚文化”，追求独立自由的思潮，最后都被罗织各式各样的罪名遭到逮捕，下场悲惨。

白夜说：“中共当局是不允许你有自由思考的，你所有的一切，不管你的文学创作也好，不管你的思想也好，假如说你站在我队伍里面，你加入共产党，然后你加入我的作家协会，在我统治的范围、我控制的范围内，你是允许的；但是如果你想脱离我的控制，你脱离我的组织，就被以各种各样不堪的名义（罪名）遭逮捕。他（王一梁）就是以传播黄色思想、钢琴师和她的情人被捕，还有人是强奸罪、流氓罪，以污名化的形式来追究你，让你入罪，所以他们这个圈子，都是非常惨的。”

白夜：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戕害 是一整个世代

白夜强调，中共对知识分子身心的戕害，不是抓捕几个而已，影响的是整个一代人：“你可以看到他们（中国）就是这种极权统治，对于一代文化菁英，它是一整代，对他们这一代人、对他们整个时代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首先从你的人身上是一种戕害，不要说是心灵了。我觉得中共它是这样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一种体制，就是凡是你有才华的、有思想的，只要不听我的话，我宁愿把你杀掉，我宁愿把你干掉、毁灭掉，我也不允许你去独立生长。”

王一梁2002年出狱后，因为有过劳教的黑历史，尽管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在日益商业化的上海，也很难找到工作，只好又回到地下翻译的日子过活。后来，凝聚流亡作家和中国地下作家的团体“独立中文笔会”创立，王一梁加入会员，并为当时“自由写作”网刊创刊执行编辑，自2005年至2013年期间，编辑发稿100期。“自由写作”网刊后来也成为当时国外最重要的中国地下文学与流亡文学作品发表之处。

独立笔会创会人贝岭说：“这个期间，有数百万字的地下文学和流亡文化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流传下来。这是独立中文笔会最重要的成就，为历史留下非常重要的作品。”

后来，在贝岭的协助下，王一梁受邀参加波士顿诗歌节，获赴美签证，他辗转抵达波士顿后，申请政治庇护，终获自由，一生却也再也无法回到中国，连母亲2016年过世，他欲返中国奔丧，也被纽约的中国领事馆拒发签证。他一别母亲十多年，等待他的是亲人离世的噩耗，连母亲的最后一面也无法可见到。然而，跟母亲切断关系，可能是所有流亡者痛苦的决定，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流亡者残酷现实：难以再跟亲人碰面

贝岭说：“我是觉得那是很悲惨的，家你不能回去，送终都不行，去探视也不行。一梁过世，他的爸爸还活着，他的继母、他的哥哥都不可能到（泰国）那边去参加他的祷念仪式，甚至不能够看着他最后离开人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流亡身份。他想申请去参加妈妈死后祝祷仪式，中国不给签证，这种情况几乎是所有流亡作家或流亡者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残酷现实：你几乎没有办法跟母亲见面。”

王一梁流亡美国后的生活也不好过，他去纽约打工，当社区保全，但生活很艰苦，长年只能睡在一天15美元的青年旅社床位，六、七个人共住一间，跟大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贝岭说，王一梁那样贫困的生活过了很多年，后来生活越来越艰困，他就把王一梁接来波士顿同住，之后又把他带到欧洲，交给了笔会成员廖亦武和京不特，王一梁就是在这种流浪的生活里漂泊着。

直到遇见现任妻子、同为笔会成员的作家白夜，王一梁用一年一签的养老签证在生活成本较低的泰国過日子，这才终于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

贝岭说：“我觉得这是流亡作家一生非常经典的人生，就是颠沛流离、流亡、动荡，相对来讲也是贫困，没有办法经历很好的治疗，最后在泰国这样一个地方离开。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是幸运的，他生命的最后有他太太在他身旁细心照料、照顾他，过比较稳定的生活。”

王一梁大量翻译哈维尔与荣格书籍

在泰国居住的这段期间，王一梁系统性的翻译多本现代心理学鼻祖之一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书，包括《遇见荣格：1946-1961谈话记录》、《荣格的最后岁月：心灵炼金之旅》。 据贝岭说，他不仅是一位荣格学说的传播者，在生命的后期更是完全投入，也使他本身就成为了一位荣格学说的信仰者。但更早之前，王一梁最著名的，是他翻译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回忆录和狱中写的书。王一梁也有自己大量的文学创作，包括《亚文化启示录》、《朋友的智慧》、《萨波卡秋的道路》、《斯德哥尔摩裸奔记》、《我们到世界上是来玩的》，可惜作为流亡作家，他在祖国是异议者，被“禁言”无法出版；在国外是“人微言轻”没有市场，个人著述无法面世。

王一梁妻子白夜含着眼泪感伤地说：“我觉得我非常替他遗憾的就是，他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任何一个作家，如果你失去这样的土壤之后，你首先你没有听众（读者）了，你的作品没有办法跟你故乡的人交流；因为不管怎么说，你作为一个作家，他仍然希望他的这些作品、这些思想能够被祖国的读者接受，你毕竟不是英文写作。”

王一梁是當時中共中宣部“红头文件”中，明令封杀的10个作家中，名字排在第一位的人，也注定他的作品永远不能出现的中国的书架上。

流亡作家在异地面临着语言、文化、经济的鸿沟，白夜表示，对一个文人来说，他们在体力上拼不过别人，很难做体力方面的工作，毕竟他们的长处在于思想与文字，但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些文字都没有用了，更别说以此谋生。

流亡作家失去土壤 只能对旷野呐喊

白夜说：“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它对于流亡作家的惩罚跟政治家的惩罚是一样的，就是让你流亡，你不是从小出去的，你失去了你的母语，你失去了你可以表达的母语土壤的话，基本上你就断你的根了，就是说你的东西影响不了你的国人，或说你的这种表达是旷野上的呐喊。”

失去母语土壤的王一梁，他的创作出版不了，只能在博客上发表；好在，透过“自由写作”网刊和翻译的译著，王一梁的名字还是被记住了，而且透过翻译书籍，将捷克天鹅绒革命的灵魂人物哈维尔的独立思想，空运到中国。

香港纪录片导演闻海对美国之音说，他是先看到哈维尔的书，注意到书中的主译是王一梁，因为译得非常好，因此对他印象深刻，可以说是先认识书才认识王一梁这个人。

闻海说，他第一次见到王一梁是2016年，王一梁跟新婚妻子来香港度假，当时王一梁打电话给闻海邀请他到长洲岛见面吃大排档，两人一见如故，长聊数小时才尽兴而归。不过，那个在闻海心目中鼎鼎有名的作家，见到本人时却跟心中想得不太一样，“怎么有点潦倒的感觉？”

王一梁翻译哈维尔书籍如同被附体 精确自然

闻海说，那天印象最深的是王一梁聊起他翻译《哈维尔回忆录》时，仿佛有哈维尔附体，言语自然、精确的流出，几乎不用再作修改。之后，他们又在台湾相见，也约好要去泰国拍摄他们夫妇从事翻译工作的情景，不料新冠疫情爆发，终未成行。

香港导演闻海表示：“我当时就觉得这太神奇了，因为我很喜欢哈维尔的书，而且我觉得中国整个的公民运动深受他的影响。中国公民运动最重要的思想源泉，很奇怪，反而是这些流亡者把这些最重要的思想源泉空运到中国，因为中国人大多数人对英文、结构也不熟。这些翻译这就是作者本人，有这种感觉。”

闻海说，流亡作家高行健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下子就把中国那些所谓的官方文学全给比了下去，他身为流亡文学的读者，思想深受流亡文学的影响，甚至成为人生努力的支柱。

流亡文学成为后辈底气支柱

闻海说：“当我们做一个北漂艺术家的时候，我们的底气就来自于这些流亡作家给我们提供的标准，你看那《倾向》杂志非常重要，很可惜它只出了13期，但是你看他的编委苏珊桑塔格、波兰的米沃什，都是诺贝尔奖的，都是他们编委会里面的人。在1995年他们就做有关大屠杀的那种辩论，就是东德的文章、德国的文章，包括他们座谈会的文章，我觉得特别重要，就说你在中国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厌恶这些官方体制，大学老师都挺腐朽的，我们都看不上他们，那我们的底气来源哪里？其实来源于他们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文学评论家周冰心在一场研讨会上曾表示，流亡文学作为一种见证的文学，是世界正史的补充。中国流亡作家是当代中国最真实的生命存在，他们的文本是当代中国苦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流亡者携带良心、真相出走世界，被祖国放逐，在西方世界过着流浪游牧的生活，结局往往很凄然，内心的苦痛无人能知晓。

王一梁的妻子白夜说，在了解到王一梁的困难经历后，对他更加心疼，虽然两人相处的时间不长，只有5年，但两人在泰国相依为命、形影不离，从来没有分开过，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全世界。在王一梁人生最后的日子里，进出加护病房，白夜不眠不休随侍在侧，细心照料。

白夜啜泣地说：“当我了解到他这样（身世）之后，我觉得除了对他的欣赏和崇拜，更多的是一种疼爱，即使我们都是流亡的身份，但我们组成一个家庭之后，我希望我可以温暖他的前半生。（医院照护）当时觉得很辛苦，现在如果要我即使一直照顾他，我也觉得挺好的，我没想到他那么快就走掉！”

中国：他永远回不去的故乡

问起王一梁会想回中国吗？白夜说，王一梁曾有3次申请签证回中国的经验，但都被拒绝，令他深受打击，也知道再尝试也没有用，因此嘴巴上虽然会咒骂中国，说永远不想回去，但其实他漂泊了半世，做梦都想回去，因为最常听到的，就是他讲述年轻时，在中国跟朋友们一起做过的开心事，似乎王一梁所有的快乐都定格在他离开中国、出走流亡之前。

白夜说：“其实我知道他的内心太想回中国了！他已经尝试那么多次了，每次我讲述我的家乡时候，他都听得入迷了。但因为他恐惧，因为他有一次又一次被拒绝的心理阴影，有时候他会突然说我永远不想回去，但我觉得实际上这不是他的心里真话，因为我太了解他了，他的内心太想回中国了，他是被伤到了，所以他不敢再去尝试，不敢再有这份奢望，他就索性让自己好像断了这种念头。怎么可能不想回中国呢？最起码有他年轻时候的那些朋友们，他喜欢过一种集体生活，他作品中也体现出来。”

流亡作家王一梁1月4日凌晨，因食道癌晚期引发肺炎，在泰国北部边城美赛医院过世。独立笔会创会人贝岭说，王一梁是典型的地下作家，更是经典的流亡作家，他颠沛流离的人生路径，在在呈现着生命的强韧和脆弱，也折射出流亡作家的悲苦境遇。

或许，就如王一梁自己在“回不去的故乡”随想所言，故乡的记忆就像一块压缩饼干一样，它紧压着。对于故乡的怀念，一生一世；对于故乡的挑剔，也可能一生一世。中国，已不再是他记忆中的故事。跟许多流亡作家一样，作为一个躯体无根的人，王一梁失去了真正的国与家，中国是他永远回不去的故乡，只有孤独与寂寞灌溉着他遥想的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