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逼反了这些原本帮它说话的西方企业

杜心武评论文章：由于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在新疆“种族灭绝”，中西关係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最低潮。西方多国对中国个人和实体展开制裁，中国则“对等地”展开报复制裁西方的个人和实体。在制裁战之外，3月24日，中国官方更在国内发起轰轰烈烈的以“新疆棉爱国运动”为藉口的“反西方品牌”活动，瑞典公司H&M、美国公司Nike、德国公司Adidas等都因为曾发表过“不用新疆棉花”的声明，而受到中国人的抵制。明星纷纷解约代言，淘宝天猫下架，多地分店被迫关门，就连中国的地图软件也把实体店通通删去。正如学者林泉忠所言，这次民族主义事件跳出了以往把日本作为“出气筒”的模式，剑指整个西方国家阵营。 

深究一下，其实H&M等公司非常无辜。 

第一，H&M发出的“不用新疆棉花”的通告，发生在去年9月16日，但当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在事隔半年之后才成为H&M“辱华”的引爆点，显而易见地是有计划的操控。事实上，正是“中国共青团”的微博帐号对H&M的这份声明进行批判，谴责H&M“在刻意给新疆棉花找碴”，“一边散播谣言、抵制新疆棉，一边赚钱？是在痴心妄想”。这才引发了抵制西方品牌的狂潮。 

第二，其实在去年同一时段，发表类似声明的西方品牌不少，H&M也并不特别“恶劣”，为什么“中国共青团”专挑H&M呢？一种可能是，中国要找一个弱小国家的品牌开刀，H&M是瑞典公司，足够弱小，而且中国也因为瑞典“反华”而早就经常找瑞典的碴。这样，H&M才在一众西方品牌中被挑选出来针对。或许中国政府一开始不想把抵制扩大化，但随后，其他西方品牌也纷纷被“网友”指出曾发表过类似言论，中国政府也正好配合“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民族主义宣传，把其他品牌也一一清算。 

第三，随著全球化和社会分工的深入，H&M等公司基本只管品牌经营、设计、销售等最上游和最下游的部分，具体生产由代工厰负责。由于服装等的供应链不如苹果手机这样的複杂，所以品牌方通常连原料采购也由代工厰负责，品牌公司只负责监管。原先，供应商和品牌商的责任是分开的，“血汗工厂”是供应商的责任，与品牌方无关（所以中国可以用低人权、低环保要求的优势降低成本，成为供应商）。但到了2010年前后，品牌公司在中国的供应链面对来自全球（包括中国）的压力，品牌公司被要求也对供应链的“血汗工厂”负责。当时中国苹果代工厰“血汗工厂”导致员工自杀事件轰动一时。事实上，遵守劳动法规，不做“血汗工厂”是代工厰的责任，但消费者买的是苹果品牌，传媒报导的也是“苹果代工厰”，没人去关心代工厰。这样，在社会压力下，品牌公司也不得不承担“供应链的社会责任”。 

然而，很多品牌公司并不具备承担“供应链责任”的能力（不是谁都是苹果），于是这部分“供应链责任”也通常交由“认证机构”承担，它们可能是非盈利的行业组织，也可能是第三方独立的公司。总之，认证机构通过调查等方式，确认本行业的供应链符合各国的劳动法则和质量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分工合作的作业模式，正是中国口头上推崇的“全球化经济”，也正是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原因。 

在纺织行业，“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BCI）就是这样一个负责认证全球棉花种植和生产的行业组织。H&M、Nike、Adidas等大企业都是这个协会的成员。这次这些公司“不使用新疆棉花”，被中国针对，关键在于“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不再认证新疆棉花。 

第四，根据“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简介，其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和瑞士日内瓦，在中国、巴基斯坦、印度三地有地区办公室。其成立的主旨在于确立棉花的种植标准，“使全球棉花的种植更有利棉农，更有利于种植环境，更有利于该产业的未来发展”。为此，该组织制定“可持续发展标准”，并对符合标准的棉花农场进行独立的认证。 

现在“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拥有超过1800个正式成员，包括168个零售商和品牌成员、1,585个供应商和製造商成员、30个生产组织成员、42个民间协会成员；以及17个关联成员。其中不少是世界知名品牌和大通路商。得到“良好棉花发展协会”认证的棉花，占全球棉花总量的22%。 

该协会的六大生产标准为1）将对作物保护措施有害的影响降至最低；2）高效用水与保护水资源；3）重视土壤健康；4）保护自然栖息地；5）关心和保护纤维品质；6）提倡体面劳动。至少从字面上看，这些标准完全没有不合理之处。 

可以看到，在行业内，“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称得上非常有影响力，也非常有公信力。它不认证的产品，协会成员不用，这本来就是协会成员的义务。所以，不用新疆棉花这事，根本和个别的品牌商无关，这就是为何H&M非常冤枉之处。 

第五，“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为什么不再认证新疆棉花？关键是中国被指控在新疆棉花生产和加工中使用“强迫劳动”。 

必须指出，“强迫劳动”是一个性质非常严重的问题。它既违反了人权（劳动权），违反劳动法规，也带来不公平的竞争（使用廉价劳动力），违反了世贸准则。当然也违反了“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制定的标准（第六条“体面劳动”）。在协会问答中，专门写出了“协会在强迫劳动和童工上的态度”，把强迫劳动和童工并列，可见其对强迫劳动问题的重视。协会规定：两者都是“协会不能接受的（unacceptable to BCI）”，一旦发现就被视为不符合协会要求，并立即（immediately）处理。 

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特别写明“本协会不在政府操控下的强迫劳动的国家中运作”（BCI does not operate in countries where forced labour is orchestrated by the government.）。这里的“运作”，当然包括认证工作。 

可见，如果“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发现新疆棉花存在“强迫劳动”，那么不认证新疆棉花就理所当然了。 

第六，至于“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基于什么理由，认为新疆棉花使用了“强迫劳动”呢？目前没有准确的説法。笔者也不清楚新疆棉花到底有没有使用“强迫劳动”。但根据笔者的分析，大致或有以下逻辑链： 

有西方的报告指控，中国在新疆进行“强迫劳动”。去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对来自新疆的一系列产品，包括棉花和纺织品，实施禁令。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Uyghur Forced Labor Disclosure Act of 2020），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公开披露与新疆有关的活动，包括它们的供应链问题，在当地商业活动的具体信息，及进口的商品或材料是否出于强迫劳工营等内容。11月，英国国会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委员会要求服装品牌禁止使用来自新疆再教育营生产的棉花。12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人员将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包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产的棉花和棉製品。2021年1月13日，美国政府宣布禁止进口来自新疆的、强迫劳动力生产的棉花及番茄製品。英国和加拿大随后跟进。 

可见，在美英政府的主导下，西方国家已存在了对“强迫劳动”的指控。作为总部在西方国家的行业组织，很难不被这些指控影响。 

可想而知，对BCI总部而言，首先会遵从“有指控就先暂停认证”的原则，然后才独立调查，得出结论后，再恢复认证或继续停止认证。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没有能力独立地不受干预地在中国展开调查。虽然，BCI上海代表处今年3月两度就新疆棉花事宜发布声明：从2012年开始对新疆专案点所执行的历年第二方可信度审核和第三方验证，从未发现一例有关强迫劳动的事件。但它又说，只代表“上海代表处”，不代表BCI总部。上文已提到，BCI的原则是“本协会不在政府操控下的强迫劳动的国家中运作”。如果，总部预设“中国存在强迫劳动”，那么上海代表处就自然无法代表BCI了。 

由此可见，“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做法，即便可能对中国新疆棉花有点不公平，但行为还是符合其一贯以来的标准。 

第七，无论H&M也好、Nike也好、“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也好，它们都是西方国家的企业，需要遵从西方的法律和价值观。对这些企业来説，如果新疆真有“强迫劳动”而它们继续用新疆棉花的话，在西方社会就人人喊打。它们出声明，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应付西方社会的舆论压力。但中国把这种声明视为“对中国人民的挑衅”，“吃中国人的饭，砸中国企业的锅”。 

本来，根据中国的逻辑，企业在哪个国家就要遵守哪个国家的法律和标准。那么西方企业在西方发表声明，就是遵守西方国家的法律和标准。在以往，这些企业只要不在中国发表类似声明就可以（或者其中国分公司用中文发表安抚声明），但现在，中国把手伸到外国，要求西方公司在外国也要遵守中国的准则。更有甚者，现在很多西方企业连“沉默权”也没有，不发声明就会被中国指责为“不支持新疆棉花”。 

这令外国企业完全失去了“模糊的空间”，这等于迫使这些企业在西方社会和中国之间“选边站”。不是退出中国，就是退出西方国家。西方公司的选择可想而知，中国固然是个能赚钱的地方，但与整个西方世界的收入能相提并论吗？ 

因此，最后的结果只会是中国主动推动了“脱鈎化”。而且，本来这些西方企业都在各自国家帮中国説话的主力，现在它们被“逼反”了，经济上的脱鈎化，当然会进一步推动政治上的敌对了，这对中国当然是不利的。其实，就算现在，中国大打民族主义牌，让西方各国见识了“战狼”的威力，已把西方国家推到一起。这种民族主义牌或许能凝聚中国人心，但对中国还是弊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