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为何明知必败却要挑事?毛泽东之惑有了答案

　　导读：2020年突发的中印边境冲突，今已基本平复。但人们依然疑惑，印度实力居弱，却为何屡次蓄意挑事？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夕，毛泽东也坦言没想通印度“为什么来搞我们”。本文分析：

　　一方面，印度长期奉行以争当领导型大国、既维持战略自主又谋求战略投机为核心内容的印式战略现实主义，这与中国的睦邻外交思想格格不入。这就导致印度当局一旦觉得有机可乘，就会制造边境事端，以此获得对华博弈的“筹码”。而中国在处理争端时的克制态度和合作期望，也使印度误以为只要敢挑事，就能带来符合自身利益的战略回报。另一方面，尽管中印实力差距非常明显，但印度自认为中国的“战略弱点”可以为己所用。在印度看来，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是如何避免同时应对来自东西两线的战略压力，因为美国以及一众西方国家在亚太方向对中国的施压日益加重，使得中国处于对手环伺的不利境地，这时正是印度主动出击的机会。

　　作者认为，尽管印度明知中国对其不构成安全威胁，但出于战略需要，其始终把中国界定为威胁性的对手。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中印关系处于“战略转折期”，对华强硬将是印度对华政策的长期主调，印度已成为中国在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这种周边压力，与国际体系压力同时并存、协同发难，无疑是中国的重大挑战。

　　以下为正文内容。

　　在当今中国全球范围内的外交对象中，印度是唯一兼具邻国、大国、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等多重身份属性的国家。此种身份属性与战略关联，既揭示了中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双边关系对于中印双方的重要性，更也暗示着中印关系的走向势必会对印太地区发展态势乃至国际体系结构产生较大的战略影响。2020年，中印边境局势与中印关系走向之所以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印两国日益彰显的重要性可谓是根本原因，而美国等国家之所以要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积极拉拢印度、挑拨中印矛盾、拱火中印冲突，中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中印关系走向的深远战略影响可谓是其逻辑起点。

　　现阶段，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中印关系是否同时随之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战略转折期”?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旧地——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之后，中印边境局势现状如何?印度对华强硬的逻辑与限度何在?中印关系未来走向如何?本文拟在边境局势现状与趋势、印方的行为与动机、印度对华政策调整及其博弈逻辑所构成的框架之下，对上述问题予以回答。

一、边境局势现状与趋势

　　2020年时值中印建交70周年，但是本年度中印关系发展所呈现出的并非是积极向好的态势，反而是一种断崖式的“下跌”，尤其以印度在加勒万河谷越界挑衅以及班公湖冲突为甚，使得中方在洞朗事件之后苦心营造的边境地区和平稳定局面与中印关系回暖势头戛然而止。而且，边境局势紧张与印度国内疫情蔓延交织，印度经济低迷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亢奋，进一步推动印度政府对华立场倒退，国内民众反华情绪上升，使得双方此前由武汉会晤、金奈会晤等首脑外交营造出的双边关系友好氛围几乎立刻被消耗殆尽。

　　“中印关系走到今天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这就像一个精美的工艺杯，做成这个杯子需要耗费多少人多少时间的心血和智慧，……然而打碎它却用不了几秒钟”。中国驻印大使孙卫东2020年7月30日在“中印关系的前行之路”视频研讨会的主旨演讲中用此精妙比喻，旨在倡导中印双方审慎处理两国关系，避免误判形势而使双边关系陷入猜忌和对抗的漩涡，同时又生动揭示了中印关系的脆弱性。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班公湖对峙无疑是对中印关系构成严重伤害的一类较高级别的风险项。

（一）边境局势发展

　　本次中印西段边境局势紧张升级，是从加勒万河谷地区开始的。加勒万河谷，位于中印边界西段新疆阿克赛钦地区西部。阿克赛钦地区，位于中国新疆和西藏交界处，自古便为中国领土。中国对阿克赛钦拥有主权，并实际控制着阿克赛钦除被印度侵占的巴里加斯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但印度方面依据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期间所谓的“约翰逊线”，认为阿克塞钦地区属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而一直拒绝同中国签订合理的边境条约及确定划界方案。

　　为改变克什米尔地区现状，2019年8月5日印度政府发布总统令，宣布废除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的宪法第370条款和宪法附则35A条款。10月31日，印度政府正式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成立了“查谟和克什米尔直辖区”及“拉达克中央直辖区”。然而，所谓的“拉达克中央直辖区”涵盖了中印边界西段的部分中方领土。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一直反对印方将中印边界西段的中方领土划入印行政管辖范围。这一立场是坚定、一贯的，从无任何改变。近日印方以单方面修改国内法律的形式，继续损害中方的领土主权，这一做法不可接受，也不会产生任何效力。我们敦促印方在边界问题上谨言慎行，严格遵守双方达成的相关协定，避免采取导致边界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举动”。

　　基于中印双方公开报道，梳理本次边境事态的发展可以发现，印度政府2019年单方面修改宪法、设立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的行为，早在一年前便为本次边境冲突埋下了伏笔。2020年，当印方在“前进政策”及其背后的绝对安全理念的指导下，在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积极抵边越线地开展建设，试图改变边境实控现状的行径，引起了中方重视。之后，随着双方都增强了在相关争议地区实控线附近的存在，摩擦和冲突的发生就具备了客观条件。

　　之前，中印边界西段总体相对平静，“加勒万河谷位于实控线中方一侧，当地管控情况十分清楚，双方几十年来基本相安无事”。2019年4月，印方于2000年动工的DSBDBO边境公路建成，大大提升了印军投送能力和保障能力。之后，印度的工事、部队驻扎大量出现在实控线附近。与此同时，双方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任赤字。事实上，双方的战略信任或许永远都难以像实控线附近的驻守设施那样可以迅速建立起来。当双方围绕包括驻守士兵的数量、驻守部队的现代化装备、驻守所占据的战略要地和高点以及包括道路、桥梁在内的后勤保障能力建设等形成一种竞争状态，对峙、摩擦等也就会随之出现。

　　2020年5月6日凌晨，印度边防部队在加勒万河谷越线进入中国境内，并修建设施企图长期驻守，炮制出在加勒万河与什约克河入口处的与华对峙局面。6月6日，两国边防部队举行了第一轮军长级别的会晤，形成脱离接触共识，且印方承诺不越过加勒万河口巡逻和修建设施，同意分批撤军。至此，加勒万河谷对峙本可以平静结束，但之后印方反悔承诺、违背双方军长级会晤达成的共识，并于6月15日晚，再次跨越实控线向中方挑衅，引发双方激烈肢体冲突，并造成双方人员伤亡。

　　2020年6月17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印度外长苏杰生通电话，要求印方对此开展彻底调查，严惩肇事责任人，严格管束一线部队，立即停止一切挑衅性举动，确保此类事件不得再发生。7月5日晚，王毅同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通电话，就缓和当前两国边界事态坦诚深入交换了意见，并强调应抓紧落实两国边防部队军长级会谈达成的各项共识，尽快完成双方一线部队脱离接触进程。7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介绍中印边境局势时指出，“近期中印双方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进行了密集沟通，已经举行了四轮军长级会谈、三次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两国一线边防部队已经在大多数地点实现了脱离接触，局势继续朝着缓和、降温的方向发展”。为了加快双方在边境的脱离接触进程，8月2日中印举行第五轮军长级会谈，8月8日双方又举行了第六轮军长级会谈。

　　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中印双方应该通过中印边界特别代表会晤机制、边防部队会晤机制等既有渠道，就妥善处理边境事态加强沟通协调，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并为此身体力行。比如7月7日晚，中国军方从中印边境西段的戈格拉和温泉(Gogra and Hot Springs)两大关键对峙点逐步撤军，计划与印方于24小时内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建立4公里宽的缓冲地带。然而，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印方将严酷自然条件和印方救助能力不力而致其多名受伤士兵的死亡归咎于中方，同时也不甘心其改变边境地区实控现状的图谋落空之现实，双方在班公湖相关对峙点如何撤离问题上分歧严重，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谈判陷入僵局的同时，印度继续在边境地区增兵，并试图占领一些战略高地和军事要点，以增强边界问题的“议价能力”。

　　8月29-31日，印方采取所谓“先发制人”(preemptive)的行动，在班公湖南岸、热钦山口附近非法越线占控，再次公然挑衅。在局势随即陷入紧张之后，双方又进行了数天谈判。由于印军破坏前期双方多层级会谈会晤达成的共识在先，无理要求中方后撤以恢复至4月初状况在后，中方在谈判中未对印方做出任何妥协。

　　随后，9月5日中印防长举行的双边会晤，是自6月以来中印在加勒万河谷爆发激烈冲突之后双方级别最高的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使得人们普遍对会晤可能对中印边境形势产生的积极影响寄予厚望。然而9月7日，印军再次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并在本次行动中悍然对前往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鸣枪威胁。在边境局势持续紧张之下，印方对枪支等杀伤性武器使用放松管控，这种对中印边境管控机制的严重破坏行为，使得边境危机骤然升级，双方爆发军事热战的风险上升。据9月16日《印度经济时报》报道，“9月7日，中国士兵试图将印度军队赶出位于拉达克的穆赫帕里峰(Mukhpari peak)和热赞拉(Rezang La)地区的战略高地，但遭到了印度士兵的阻止”，而印军占据这些高地是为“在中印边境西段长期停留做准备”。

　　为避免局势失控，9月10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莫斯科举行双边会晤，两国外长坦诚、建设性地讨论了中印边境形势发展及中印关系现状，并达成5点共识：一是双方应遵循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关于发展中印关系的一系列重要共识，包括不让两国分歧上升为争端;二是边境地区当前形势不符合双方利益，两国边防部队应该继续对话，尽快脱离接触，保持必要距离，缓和现地事态;三是双方应恪守现有边境事务协议和规定，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事态升级的行动;四是双方同意继续通过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保持沟通，继续开展中印边境事务磋商与协商工作机制磋商;五是随着局势缓和，双方应加快建立互信措施，维护和增强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就边境地区局势现状而言，尽管两国外长会晤中取得了相关共识，然而9月15日，印度国防部长拉吉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在人民院发表关于实控线对峙的声明时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西段实控线沿线调动了大量军队和武器，其暴力行为违反了双边协议与共识，“中国在中印实控线集结了军队，印度军队不得不对其进行反制部署以保卫印度，这使得实控线沿线出现了几个摩擦区域”，并称“印度已经做好了应对所有突发事件的准备”。据9月16日《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官员称在“实际控制线”的紧张局势中，从取暖设备和适合气候的服装到口粮、燃料和帐篷，以抵御刺骨的寒冷，所有必要的物资已经到达前线，以供军队在拉达克地区漫长而严寒的冬天坚守。

　　此外，在班公湖冲突后，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MEIT)再次宣布禁用118款“涉嫌参与危害印度主权与(领土)完整、印度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活动”的中国App。关于印度禁用中国APP的原因，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副主席奇克曼(Gautam Chikermane)认为，对中国APP的禁令被印度视为“数字入侵”的预防措施，并与中印边境西段的局势联系在一起。在印度政府看来，两者都以不同的方式“损害印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

（二）“斗而不战”的限度

　　就边境局势未来的发展趋势而言，鉴于印度积极增加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存在，而且让军队做好在喜马拉雅地区过冬的准备，这些因素也并不能完全排除印度日后在中印边界采取相关过激行动的可能。事实上，未来中印边境形势很可能会长期处于摩擦增多、矛盾激化、相互威慑、彼此争夺相关争议地区实际控制权的状态之中。

　　不过，印度对华关系总体上或将维持一种“斗而不战”的限度之内。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印作为崛起国都存在“风险厌恶”，在现阶段两国也并没有发动相互战争的合理动机和必要性，战争并不符合两国战略利益，不利于各自大国崛起目标的实现。假如冲突上升至一个极端情况，可以肯定地说，印度“打不赢”、“熬不过”，并也不能承受失败之重。客观而言，避免战争也是近期印度高层态度有所转变的一个主要考量。

　　2020年9月10日，苏杰生在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晤时表示，印方不希望看到印中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他指出，“印度的对华政策没有变化，相信中方也没有变化。印方始终认为，印中双边关系的发展，不必然以边界问题解决为前提，也不希望走过去的回头路。事实上，印中关系近些年来不断取得积极进展，两国领导人多次会晤，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印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对话谈判缓解边境紧张局势，恢复并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苏杰生讲话的同一天，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也有类似发声，而在此前辛格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晤时，也曾强调“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对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9月15日，辛格再次表示“目前的局势与过去发生在边境的对峙非常不同，但和平解决问题仍是双方努力的方向”。

　　从整个形势发展的进程来看，通常是军方的态度强硬，互不退让。但当局势紧张到一定程度之后，外交部通常会出来为局势降温，这种节奏避免了局势失控。当然，这种节奏也并不难理解:军队的作用在于以武力维护国家安全，外交部门的作用在于通过外交方式与和平手段促进国家利益。

二、边界问题上印方的行为与动机

　　在边界问题上，印度如何与中国互动，主要由印度的边界政策所决定。与此同时，边境上的军事行为，还需要超越边界问题来理解。事实上，边界问题早已成为印度一个可以适时选择的对华博弈工具，中国的战略克制很大程度上令印度有了战略投机的勇气与获利预期。印方军事行为的动机在于服务印度战略全局与战略利益，而不仅仅是应对“边境威胁”。中印边境尽管存在摩擦和小冲突，但总体上安全并不存在“稀缺性”。

（一）博弈行为与策略

　　印度的边界政策有其连续性，所谓的“前进政策”及其背后的“绝对安全”理念是其政策的内核。与2017年洞朗对峙相比，当前印度边界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挑衅性与进攻性十分明显。尤其是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印方几乎所有看似冒险和鲁莽的挑衅行为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博弈行为。本质上，加勒万河谷冲突、班公湖对峙，都是印度企图改变中印边境西段相关地区的实际控制状况而实施的挑衅行为，但遭到中方的坚决抵制。印方挑衅行为归根结底受到印度“前进政策”及其背后的绝对安全理念的驱动，是“印度常年追求‘绝对安全’与主导地区秩序的政策惯性”。与此同时，从整个边境地区印度与中国的互动来看，通常是印方主动发起挑衅，中方被动应对这样一种模式，大多数时候中方处于战略被动，印方反复挑衅的行为背后是印方十分明确的博弈策略。

　　最近，印度前外交秘书兼印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萨仁山(Shyam Saran)就边境局势向印度政府提出的相关建议，可谓“一针见血”。印度总理莫迪在拉达克地区发表讲话之后，萨仁山在其发表的《印度应依据实控线地区的新现实调整对华态度》一文中指出，“印度总理莫迪在拉达克地区发表的讲话试图让公众认为———中印边境西段实控线沿线的危机已经被印度军队的坚决反击化解了。然而，这不过是脱离对边境局势与中印关系客观评估的危险幻想而已”。

　　进而他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印度应该关注中印之间的“差距”，总结军队所拥有的战术优势，并采取行动加强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存在。

　　第二，如果脱离接触只是意味着中印军队从目前位置撤退几公里，这可能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中国可以更加迅速地在边境实控线地区集结大量军队。在实控线问题上，印度只有在某些时间点上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动，才可能让中方暂停行动并重新评估当前局势。但印度没有抓住有利时机。

　　第三，印度要从对峙事件中吸取教训，加快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而言，让印度人民充满信心并与他们分享边境的真实情况十分重要。任何出于国内政治动机或为了维护领导人的公众形象而掩盖现实的企图，都会造成比边境争端问题本身更大的风险。在印度增强经济实力和安全能力、缩小与中国的巨大差距之前，印度必须将国际信誉作为对外平衡战略的重要部分。

　　萨仁山的观点其实很好地诠释了当前印度的军事行动动机又或者说博弈策略，其一是作为弱势一方，印度需要发挥战术优势，并采取行动加强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存在；其二是在实控线问题上，印度部队需要在某些时间点上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萨仁山的建议是否得到印度军方的重视，但近一段时间印度的行动，确实与其建议十分吻合。根据印度观察家基金会研究员马诺伊·乔西(Manoj Joshi)在一篇文章中的分析，近日，印度占领了班公湖南岸的高地，以此增加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不过，印度在声称占据了“黑顶”与“头盔顶”之后，并未对这些地区实行长期控制，因为该地区显然位于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的中方一侧。这也为中印谈判与妥协留下了空间。

（二）博弈工具与战略讹诈

　　边界问题已成为印度对华的博弈工具，且印度认为边界问题上对华强硬的风险可控，收益可期。就安全感知而言，以印度学者和印度智库对中国的深入研究，以印度各届政府与中国多年打交道的经验习得，再愚笨的印度领导人至少也会深知一点：基于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周边政策，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只要印度不寻求改变现状，印度就是充分安全的。

　　事实上，自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中国展开历史性的破冰之旅之后，中印两国因1962年边界战争而处于冻结状态的外交关系逐渐开始升温。而边界问题在中印关系正常化后，虽然依旧被冠之以中印之间的安全问题、领土争端、历史遗留问题之名，但对印度而言，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并不存在真实的威胁，所存在只是自身真实的战略图谋———地区性权力诉求以及如何为该图谋选择一个有效博弈工具的问题。另一方面，印度在以往对中国反复试探中产生了“强硬无过”的错误认知，从以往边界行动中得出了“对抗有利”的错误经验。

　　中国在“洞朗事件”中的克制，让印度从中所获得的不是挑衅中国的惨痛教训，而是“敢于对华亮剑”的“成功”经验。中国在2017“洞朗事件”的处理中，对印度展现出了极大的克制。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又做了大量外交努力，很快促成了中印关系的回暖上升趋势，并提出了“中印+”之类的合作计划。但中国的克制、十分明显和强烈的维稳诉求以及合作期望，让印度决策层尤其是军方高层产生了一种错觉，只要敢于跟中国硬碰硬，就能够带来更多符合自身利益的战略回报。印度政府其实心知肚明，中印之间的安全并不稀缺，相反很充足，内在并不认为中国是印度的安全威胁。但是，出于战略竞争需要与其他投机性考量，需要将中国界定为安全威胁。

　　从潜在收益来看，一方面，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对华显示武力和强硬一面，即便不足以威慑中国和获取争议领土，却也能给中国制造麻烦，形成战略牵制，更又能给南亚小国传递明确信号———印度是南亚地区意志坚决、行动果断的主导性力量。印度认为自身敢于对华强硬足以威慑南亚小国，使它们顺从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的战略意志，而不是挑战其权威，也使这些小国在与中国合作时，需要顾及印度的感受和利益。从这个考量来看，印度认为，在边界问题上对华显示武力和强硬一面，将为印度的地区性权力带来长期性的回报。

　　另一方面，印度以在边界问题上为中国制造麻烦，进而可以向中国讨要相关好处并兼具向美国及其战略盟国寻求战略投机。对中国，通过在边境问题上制造麻烦，印度期望在一些地缘问题上(如中巴关系、中巴经济走廊、中缅经济走廊)让中国受压、谨慎甚至退让，又或在另一些问题上(如谋求体现印度大国地位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核供应国集团成员身份)获取中国的默许甚至支持。

　　不仅与此，对美国及其盟国，印度以对华强硬来显示与他们之间拥有共同战略利益，从而获得他们对印度地区性权力诉求和印度崛起的宽容和支持，并还有可能获取武器、资本、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比如9月11日，印度与美国以线上模式举行了“2+2”会谈。双方回顾了自2019年12月18日在美国举行的“2+2”部长级会议以来，两国在国防、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的合作进展，并探讨了在共赢的基础上加强在这些领域合作的可能性;还就区域发展前景交换了意见，并一致认为应该继续构建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平与繁荣的印太地区。

　　从这个意义上，中印之间安全的充足性，不仅是印度敢于对华挑衅的原因之一，也是边界问题成为印度一个可选的博弈工具的前提条件;而对华强硬的潜在收益，则进一步使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坚持其对华强硬立场，使其成为有利可图的选项。换言之，因为安全充足、风险可控、成本很低且回报可期，印度才敢于尽可能在边界问题上对华挑衅及进行战略讹诈。

三、印度对华政策调整及其博弈逻辑

　　当前，试图激化中印结构性矛盾、对华“对抗性竞争”并兼得对美“战略性投机”，已经成为印度政府当前对华外交战略的基本框架，而其“知”与“行”的逻辑是一种“印式”战略现实主义的博弈逻辑。

（一）中印关系波动的支配性因素

　　长期来看，中印关系波动的支配性因素，主要还是中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国际体系提供的战略牵引。短期而言，印度对华强硬的直接动因，在于印度处理双边事务、双方分歧有着不同于中方思维(维稳大局、弥合分歧、平息争端、合作共赢取向、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种“印式”战略现实主义(争当“领导型大国”、谋求相对权力和地区优势、在维持战略自主同时进行战略投机)。

　　众所周知，中印地理上互为比邻，有着漫长的未定边界及1962年的边境战争记忆;同为亚洲地区新兴经济体、处于崛起进程中的大国，又带来周边地缘影响力之争;在差不多的起点和时间上独立建国，但两者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存在巨大差距进而带来心态落差;同为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成员，但在国际体系霸权国的眼中，一个是需要遏制的战略竞争者，另一个则是需要拉拢的战略合作对象。

　　现阶段，中印之间的竞争在日益增强，相关摩擦则日益增多。这种趋势与中印之间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和几乎同时崛起的现实是密切相关的。与此同时，体系大国美国对中印关系的发展构成了一个外部的牵引性力量因素———美国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需要打压的对象，而将印度视为需要争取的合作伙伴、“印太”战略资源中的增量。基于美国的这种不同定位，印度认为自身处于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拥有同时向美国和中国进行战略投机的空间，故而现阶段印度对华关系中的对抗性博弈竞争因素趋于增加。

（二）中印关系已经进入“战略转折期”

　　在超越边界问题的更大视野下观察不难发现，近一段时期印度处理中印关系时，在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多个维度上的对抗色彩都明显增强，各种对华强硬呼声与强硬行为，揭示出印度政府对华外交立场的积极面相比洞朗对峙事件前后又有进一步倒退，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印度对华互动已经升级为“对抗性竞争”模式。正如中国学者叶海林指出，人们很难不注意到，中印两国互动过程中国家实力和行为主动性之间存在的反差。实力处于明显下风的印度在中印互动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进取心，而且双方综合实力差距越大，印度压迫式的“问题外交”策略就越明显，印度很大程度上扮演了双边关系塑造者的角色。在贸易不平衡、领土争端、巴基斯坦及克什米尔问题等领域，印度都以“问题外交”的方式对华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不仅如此，印度还在南亚赤裸裸地追求区域霸权，完全不顾忌自身行为可能招致的来自中国方面的反弹。叶海林以“身份认知偏差对双边互动过程产生影响”为此提供了解释。

　　无独有偶，楼春豪以冒进主义概括解释了莫迪政府对外行为的变化。他认为，“从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的间歇性交火，到与尼泊尔骤然升级的领土争端，及至5月初以来与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对峙，印度可谓多面出击。这种态势并非偶然，而是近年来印度对外战略中日益明显的冒进乃至冒险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这种冒进主义既有印度自独立以来寻求独霸南亚的战略目标的深层次原因，更有近年来其高歌猛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利用中美博弈从中渔利的战略投机、屡次对巴战术冒险积累的自信心等因素的刺激”。

　　无论学者们从哪一个侧面来解释印度行为，事实上都承认印度对华互动中的“对抗性”和“竞争性”增强的变化趋势。鉴于这种变化，基本上又可以断定，在现阶段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大背景下，中印关系已经随之进入了一个“战略转折期”。在战略姿态上，莫迪政府对华外交总体上已经出现“四不”姿态：不关心中印双边关系的整体状态；不担心印度的进攻性姿态会招致中方的报复；不寻求双方在相关国际组织与机制中的合作；不在乎中方的核心利益关切。在战略行为上，除了印度军方在边境地区冒险行动，诸如印度国内社会排华反华情绪、印度政府积极寻求与外部势力战略耦合以及军演威慑等方面的表现，都说明了印方所谓“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大局”的脸面，基本已经撕破，而莫迪曾经信誓旦旦的关于“印中的目标是不让分歧变争端”取向已经被丢弃。

（三）印方试图激化中印矛盾以对美投机

　　叶海林数年前曾对中印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过解构，并对影响中印关系现状与未来的主要参数进行了定性与排序;他认为(过去)中印关系保持基本稳定的现状，主要是双方回避结构性矛盾，寄希望于未来力量对比对本方更加有利时再加以解决的心态造成的，(现时)双边关系并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共识基础，存在较大的不确定风险;基于需求的不对称特性，中印关系中实力较弱的一方印度反而处于更加主动和有利的态势，而中国所要处理的则是如何妥善应对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问题。

　　现在看来，上述判断依然成立，依然具有启示意义;现今的双边关系仍然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共赢的战略共识，互动行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风险;基于需求的不对称特性依然如故，中印关系中实力较弱的一方印度反而处于更加主动和有利的态势依然如故，次要战略方向的挑战依然是中国需要妥善处置的问题。而且，随着国际体系格局出现大调整、大变革迹象，印方不再回避中印间的结构性矛盾，反而试图在一定范围内激化相关矛盾，这是明显变化了的一点；故而中方现在即便希望继续回避中印结构性矛盾，基本上也不再可能。

（四）“印式”战略现实主义博弈逻辑

　　观察当前印度对华立场倒退现象，一方面是对抗的思维日益上升，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合作的愿望日益下降;而其“知”与“行”的逻辑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的战略现实主义。概而言之，印度认为现阶段对华强硬更符合其战略利益，更具备战略理性，印度要做的就是在排除战争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把握对华博弈中的“战略机遇”，争当“领导型大国”、谋求相对权力和局部优势，在维持战略自主同时积极进行战略投机。

　　第一，“领导型大国”抱负使得印度对华强硬有其心理诉求的基础。印度国家心态、包括政治精英以及普通民众对国家地位与大国尊严的理解及期望值，在莫迪上台后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莫迪在第一任期内就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印度必须成为领导型大国”。“莫迪强调印度要从国际事务的‘平衡性力量’转型为‘领导性角色’，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等主要力量竞相拉拢;一时风光无限，但也导致了印度对自身实力的误判”。而印度的战略决策高层经常把“今天的印度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即便目前印度国内疫情蔓延、经济下滑、民生艰难的局面非常严峻，印度人依然持有一种公认的“迷之自信”，相信印度能战胜中国。此外，长期以来，印度上下一向认为印度具有独特的地缘优越性，可以控制整个南亚、监视整个印度洋，并乐于接受美国的战略鼓动进而矢志不移地要做地区“净安全提供者”;而现在国内高涨的印度教民粹主义，更是推高了印度追求从做“有声有色大国”到成为“领导型大国”的大国地位的心理诉求。

　　第二，竞争对手与战略威胁的界定，使得印度对华强硬有其自认为的必要性。当前印度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印度人的对华疑虑心态、防备心理确实存在，一部分人确信日益强大的中国就是印度的战略竞争对手和安全威胁者;另一些印度人的对华博弈动机、投机心理很强，他们尽管并不认为中国是印度的战略对手和安全威胁，但出于相关博弈动机，要把中国界定为威胁。总之，无论是主观感知的又或故意构建的，印度越来越将中国界定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战略威胁，而不是战略合作伙伴。

　　近期被大肆渲染的“疫情责任论”在印度国内很有市场，一些机构提出要求中国对印度在疫情中的损失负责;而长期不绝于耳的“中国威胁论”，不仅一直把巴基斯坦对印的对抗立场和意志归咎于中国与巴基斯坦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样也将近期印巴克什米尔冲突升级、尼泊尔在边境地区一反常态的对印强硬归咎于中国在背后的支持;至于近期大肆渲染的“债务陷阱”以及被轮番炒作的“珍珠链战略”等谬论，更也无一不是将中国塑造为地区层面的“威胁”。目前来看，印度的对华疑虑心态、防备心理、投机心理正在演化为对华激进行为、遏制行为甚至冒险活动。

　　第三，在印方的战略评估中，印度越来越认定自己越是与中国合作，同中国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但如果不与中国合作，却可能还有许多可以作为替补的合作对象。考虑到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和位置，印度希望在当前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经济脱钩”与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中，可以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角色。换言之，抵制“中国制造”，将有助于印度民族产业的成长，实现“印度制造”，推进“自力更生”，实现印度工业的现代化、国防的自主化以及本土的科技进步。

　　第四，在国际大变局中，印度在对外关系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冒险。一方面，中国过去对印克制，让印度从“洞朗事件”中所获得的不是挑衅中国的惨痛教训，而是“敢于对华亮剑”的“成功经验”———正如前文提及，印度在对中国反复试探中产生了错误的认知，在以往边界行动中得出了错误的经验。另一方面，正如印度外长苏杰生去年在演讲中曾坦言，“承担风险是外交的内在组成”，印度外交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稳妥的中间道路”，但“随着在国际阶梯中地位的上升，印度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无论常规领域还是核领域、政治领域抑或经济领域。并非所有风险都是急剧的，许多风险只需要自信地算计、坚定地常态化管理(就能控制)，但其累计的效果是国际地位的实质性提高”。

　　第五，印度认为美国及其仆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使得国际战略环境对己有利，认为中国存在相关“战略弱点”并处于“战略困境”，认为“龙象之争”的天秤正向己倾斜，印度处于战略机遇期。一方面，在美国鹰派战略的大背景下，印度政府认为印度目前正处于一个对己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之中。川普上任后不久，就在上届政府推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基础上，推出了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不久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政客炮制出了所谓“中美接触失败论”，对此中国外长王毅8月5日指出该论调重拾冷战思维，是美国反华政客故意散布“政治病毒”。8月31日举行的美印战略伙伴论坛上，美国副国务卿史蒂芬·比根则毫不避讳地告知前美国驻印大使维尔玛，美国意图在“印太”地区成立一个“小北约”，以防范“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而框架基础正是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印度在整个美国及其仆从国的“印太战略”构想中，无疑是重要一环，较大的国家体量、一定的战略能力加之“相比于第一岛链的日本、菲律宾，印度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拥有众多港口，而相比于第二岛链的关岛等节点，印度广袤的国土也能为美国提供常驻基地和战略纵深”。所以，印度政府认为自己目前正处于一个“被需要”、“有投机空间”的国际战略机遇期。也正是这种形势判断让它幻想有机会获得来自外部的一些战略支持。体现在行为上，印度当前与美日澳等国的外交和军事互动，都有明显增强的迹象。

　　另一方面，尽管中印之间的实力差距是非常明显的，但印度自认为中国有一些“战略弱点”、“战略困境”可以被自己所利用。在印度看来，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是如何避免同时应对来自东西两线的战略压力，因为美国目前在亚太方向对中国的施压是很大的。在印度眼中，美国从南海到台海，不断对华抵近侦察，大秀肌肉，再加上就连辞职都不忘记呼吁加强日美同盟、可能部署陆基宙斯盾系统的日本，频频借“港区国安法”对中国指手画脚的英加澳等国，以及不断对中国南海提出主权主张的越南，那么当下中国显然已经处于对手环伺的不利境地。在这种情形下，印度可以主动出击。

　　总之，对美国及其盟国、中国以及自身所形成的战略态势的判断，使得印度在对华强硬的战略成本与战略收益评估上形成了乐观预期。在激化中印结构性矛盾、对华强硬背后的战略利益评估方面，印度认为对华强硬、中印矛盾激化而产生的成本，可以由其所带来的现实利益和战略主动性来弥补甚至超越。同时，印度认为现阶段对华强硬，将使其在国际声望和地区身份、“印度制造”和增加就业、国际产业链转移和吸引外部投资、美印关系发展以及印度对地区中小国家的掌控能力等方面获得收益。

结语

　　对印度而言，当前时局，无疑正是自身的国际战略环境优于中国之时，同时也是国内政治生态中印度教民族主义高涨而迫切需要塑造出一个假想敌来与之顺应之时。因此，印度如今秉持一种在国际局势中的“机会主义”投机偏好以及对华“对抗性”博弈的强硬立场。这种偏好与立场被印度高层认为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符合印度战略利益的“国之所谋”。

　　总体看来，在现阶段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美日印澳四边合作不断深入、印度国内政治生态急剧演变的大背景下，“印式”战略现实主义博弈逻辑不仅内在地决定了印度必然会乘势而动，进而中印关系势必会随之进入一个“战略转折期”，也内在地规制了对华强硬将会成为未来印度对华政策的长期性主基调，进而又使得中印双边关系现在的“低谷”或将成为未来较长时期的“常态”。在互动行为的后果意义上，它基本上还锚定了印度之于中国的战略角色———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以及确定了中国身上的体系压力与周边压力协同发力之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