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血案再敲警钟 中共治下暴戾之气弥漫

田云评论文章：5月29日晚，南京市中心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一名男子开车撞车、碾人、持刀捅人。相关视频在网上疯传，网民们惊呼“吓到发抖”，“今夜南京太可怕”，“不敢相信，我可爱的南京怎么这样了？”

此消息在微博迅速成为热搜第一，但是几分钟后排名却急速下滑，直到诡异地消失，显然被人为撤下。当地警方通报称，受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但这一说法受到严重质疑。

据悉，南京汽车撞人案的起因是感情纠葛，遭车碾压的女子可能是案犯的前妻。对此，网民们纷纷发声谴责残忍的肇事者，称赞挺身阻凶犯的多名市民，并且慨叹中共治下道德败坏的现状，叹称“不太平”。

一位网友写道：“以后和谐社会不仅要禁枪，禁网，禁言论，是时候禁车，禁婚，禁刀械了”。还有人留言说，伤人者或是戾气太重，或者是：他爸是李刚。

仅在5月下旬，大陆还发生了至少三起恶性案件。5月22日，在辽宁大连，32岁的刘某投资失败、对生活失去信心。他驾驶宝马轿车快速撞向斑马线上的行人，导致5死5伤。

5月25日，河南一名66岁退休人员用棍子殴打学生，造成12名学生和2名民众受伤。5月28日，湖南郴州白露塘综合大市场附近，5名小学生在上学路上被一男子用刀砍伤。

这一系列事件引发海内外媒体关注，而这只是大陆城市和乡村的频发性凶案的冰山一角。曾经的“礼义之邦”，如今弥漫着暴戾之气，令人忧心忡忡。

有人谋财害命；有人因情变而起杀机；有人因琐事纠纷向邻居或同学举刀、投毒；有人因遇到严重挫折而选择报复社会、不惜伤及无辜。另有个别人由于受到了地方官、警察或城管的欺侮从而自卫或报复，结果两败俱亡。

从个体层面看，在绝大多数案件中，作案者面对冲突和个人损失时不能忍耐和保持宽容，他们为了私利、为了出一口怨气，最后害人害己。有些罪犯的手段残忍，令人发指。

例如，在日前的南京碾人案中，凶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动汽车，从躺倒的女子身上碾压过去。现场旁观者高声惊呼，惨烈视像难以入目。

此外，一些报复执法人员的案件折射出中共系统内野蛮执法问题。犯案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索性来个鱼死网破，双方都成为体制的牺牲品。2015年贾敬龙杀人案便是一例。

贾敬龙是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高营村村民，2013年5月7日，村长何建华带人暴力拆除了贾敬龙正在装修的婚房，强拆者还殴打贾，屋内的新婚物品全被压在废墟下。之后，贾敬龙的未婚妻与他分手。此后，贾敬龙曾多次写举报信给长安区检察院和区信访局，并且向村长要求拆迁补偿，一直未果。

2015年2月19日，贾敬龙用改装后的射钉枪，当众射杀何建华，后在去自首的途中遭到何家人的追打和捆绑，受伤入院、被警方控制。贾敬龙在自辩词中说：世道把我逼上梁山。

当年，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何海波发表文章“贾敬龙是不该杀的”。他在文中写道“一个违法的私力强制引发了一个恶性的私力复仇”，“在许多民众眼里，当前中国法治的威胁就是有权势者恣意妄为，无权势者求助无门。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警告！”然而，当局并未正视警告，因为中共就是强权凌弱的制造者和维护者。

中共也讲“道德”，不过，它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维持专制强权统治为最高指导；中共也抓“教育”，但是它灌输的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传统道德文化及普世价值背道而驰。因此，中共的“精神文明”充斥着为党唱赞歌的谎言，中共宣扬的“和谐社会”必须依赖暴力机器来维持。

中共声称“信仰自由”，可是，它以无神论愚民，它强制所有人、所有部门（包括宗教信众）都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一场文革，摧毁了几千年承传的传统文化，几乎斩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中共大谈“司法正义”，但是所谓“正义”完全由党来决定，以是否与党的意志保持一致为标准。这样一来，那些不盲从于无神论、追求正法正信的公民便被视为“异类”，那些坚守良知的律师、记者以及敢于揭露中共犯罪事实的勇士竟成了“煽动颠覆政权”的“罪犯”。

中共统治七十年，它的暴虐毒素通过教育、文宣、政治、司法等领域层层渗透，毒化一代又一代。另一方面，所谓“改革开放”制造了权贵阶层，江泽民上台后以腐败治国，加速和扩大了官场的腐败，形成了全民追求利益和欲望、物质至上的氛围，加剧了道德下滑。

综合来看，大陆各类恶性刑事案实为摧毁传统、党性“教育”、官场腐败、扬恶惩善等现实共同作用后爆发出的灾难性恶果，凸显中国社会人心魔变的道德崩盘状态。

南京血案又一次敲响了钟声，中国人民必须抛弃共产邪党，才能挽救道德危机，才能拯救自身和民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