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友人”何伟离开中国：一种结束

Chengdu, China

背景：《纽约客》杂志撰稿人何伟以出版过《中国三部曲》而知名。2014年他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过“不做中国问题专家，只做一名想要理解中国的外国人”。这位原本被看作是中国的“外国友人”的何伟现在却无法延续在四川大学的教书合同。

多家自媒体在网上转载了何伟用英文撰写的短文。该文没有说明不再续聘的理由。

美国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通过朋友何雨珈在豆瓣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证实了他将“暂时离开中国”的消息，而下面这张图片，流传更为广泛。

何伟想在成都待更长时间，但是很可惜学校没有和他续签合同。他不但要离开川大，离开成都，也要离开中国，而他是否能够再回来，也是一个未知数。

2019年何伟来成都的时候，成都还有美领馆。当时美国驻成都领事夫人庄祖宜女士在微博上说，“成都的有趣指数要爆表了”。这句话是看一位读者朋友转述的，我自己没有到庄女士的微博上去求证，也不知她的微博还在不在。

如果何伟的到来让成都有趣指数增加的话，他的离去，同样会让成都的有趣指数减少一点，这是可以肯定的。

美领馆没了，这是两国关系的角力，和成都没有什么关系。何伟离开川大，却不是什么“国家大事”。但是，川大不和他续约，多少也是可以理解的。短短两年过去，气候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即便是迟钝的大学，也能嗅到这一点。

事实上，就连聘请何伟的川大匹兹堡学院，也多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匹兹堡学院是川大和美国匹兹堡大学合办，2013年川大校长谢和平访问美国匹兹堡大学时敲定的合作，2014年由教育部批准创办，是中美联合办学的新尝试。几年过去，这种探索已经变成了某种“负担”。

几天前，上海纽约大学请张文宏做毕业演讲，他全程用英文，台下学生能捕捉到每一个笑点（网上有人大赞他的演讲是美式风格和美式幽默），真的让人感动。我看到有一位网友评论所，“上海纽约大学会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这句话很触动我，因为当初这个大学创办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看法。

但是现在，很明显这样的期待已经不是主流了。

何伟在1996年8月从重庆乘坐慢船到达涪陵，是“和平队”派往中国的志愿者，在涪陵师专教英文。在《江城》一书中，他写了这段经历，这本书不仅在美国获奖，翻译成中文后也引起巨大反响，让何伟成为最知名的中国观察者之一。

那时重庆还不是直辖市，还是四川的一个省而已。如今25年过去，不但重庆是超过3000万人的直辖市，就连成都人口也超过了2000万。当初何伟在涪陵师专的学生，如今也都成了中年人。

何伟在川大讲授非虚构写作，每次教室都是坐满，本地记者想混进去旁听一下，大概都要找点关系。我没去听过，但是可以断定，2021年的大学生，和1996年涪陵师专的学生已经由很大不同，尤其是他们看待美国和世界的态度，发生了巨变。

在成都两年，何伟目睹了疫情这一大事件，这是一个纪实写作者的运气。他写给《纽约客》的长篇文章，是给美国人看的，他很肯定中国对疫情的防控（也有借机批评美国的意思）。有些中国朋友看了不以为然，认为何伟并没有看到“更深处”，但是那就是他看到的，而且如实写下来了。

从成都的角度看，何伟对成都的称赞明显多于批评。在豆瓣上帮他发布消息的何雨珈，是《鱼翅与花椒》的翻译者，这本书是英国人作家扶霞·邓洛普写的，她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成都，在四川大学读少数民族史。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后，成为畅销书，成都市有关方面也非常欣赏，前两年扶霞回访成都，受到英雄一般的接待。

在过去30年，像扶霞和何伟这样“观察中国”的外国人有很多，他们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打量自己的目光。这是一种“融入世界”也是“来自世界”的目光，这种不乏坦诚的“相互打量”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当庄祖宜说“有趣指数爆表”的时候，也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人们被《江城》《寻路中国》中的小人物而感动，也并不介意书中写的荒唐的细节，而是报以理解的自嘲。创办川大匹兹堡学院或者纽约大学，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努力的延伸。但是一个不太迟钝的人，会感知到过去几年的变化。人们不再以“中外合作”为荣。

这可能就是川大匹兹堡学院所感知到的气氛，尽管何伟无疑是“有趣的”，他的非虚构写作，可能也是当下中国课堂中最好的，但是，这种关注度本身，在当下微妙的气氛中，已经让人紧张，这是中国高校最不喜欢的感觉。

何伟的两个女儿都在成都某个小学读书。她们已经能够阅读英文版《战争与和平》，但是在课堂上，他们和中国小朋友一起学习类似《……的扁担》这样的课文。有一次一位本地媒体告诉我，她看到何伟带两个女儿沿着成都的府河边跑步。那天，成都的PM2.5指数超过150。

他是真的喜欢成都。他在埃及的时候，就透露到中国时会选择成都“定居”，没想到这个时间是如此短暂。他说希望能再次回来——希望这种希望不会成为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