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帝温家宝》出版前后发生了什么？

余杰分析评论文章：政治评论家高新有一篇题为《从未报复余杰证明了温家宝的开明》的文章，标题中提到了我的名字；也有很多读者就此询问我的看法，我觉得有必要予以回应和澄清。这篇文章未能掌握和使用全部的信息，根据残缺的信息对事件做了去脉络化的处理，因此得出与事实真相南辕北辙的结论。

　　高新在文章中，引用一篇美国之音在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的报道《<中国影帝温家宝>出版后作者未受打压》。报道介绍说：互联网上有消息称，随着《影帝》一书的出版，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曾经“计划抓捕”作者余杰，但是被温家宝制止，所谓“宰相肚中能撑船”。对此，美国之音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北京家中的余杰。余杰表示，网上关于温家宝“不计前嫌”、制止抓捕的消息尽管无法鉴别真伪，不过自从《影帝》面世之后，他衣食住行和工作一切正常，没有感受到官方的压力；房前屋后没有便衣监督盯梢，也没有国保前来问话或者传话。余杰说还说：“现在情况一切都好。从七月五日到八月十六日新书出版到现在，(政府方面)都没有来跟我接触过。”

　　这则报道关于网上流传的温家宝亲自否定对我的抓捕的说法，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我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予以否定。该报道中，我对记者所说的当时并未受到警察骚扰的话确实是实情，但我也表示，事态发展如何还要继续观察。当时并未受骚扰，并不意味着此前和此后一直能安全无虞。

　　然而，高新仅就此一篇报道来写评论，得出温家宝宽容和开明的结论，却忽视了此前和此后发生的事情及相关报道。而此前和此后发生的事情若综合起来看，则可得出与之截然相反的结论。书出版之后一个月的“宁静”，只是暴风骤雨来临前暂时的“宁静”，实际上，温家宝和中共当局已经在“磨刀霍霍向猪羊”。

　　我在访问中特别提及七月五日这个时间节点，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高新在写评论之前，若稍稍细心查考资料就会发现，那一天我遭到北京国保警察破门而入的传讯，这是我遭遇的第二次正式传讯（非正式的喝茶，早已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遭遇第一次传讯的原因，是与刘晓波一起起草年度中国人权报告；这一次，则是因为计划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前一天，派出所的警察说要约我喝茶被我拒绝，他们便拿出了传讯这种强制手段来。

　　这次传讯持续了数个小时，主持审讯的国保科长朱旭警告说，此事已经惊动总理办公室，若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则后果自负。事后，我立即接受多家西方媒体的访问，更将审讯过程写成《上朝文网无穷密，鲁国春秋一字删》一文，作为最后一篇收入《中国影帝温家宝》的文字，而该书在香港的出版计划仍然不变。

　　对于国保警察而言，这次传讯并未收到“令行禁止”的效果。我不仅不听劝阻、一意孤行，而且将传讯的整个过程公诸于众，让他们大丢面子。那时，中共对香港的控制还不像今天这样如臂使指，他们无法遥控、终止香港的出版进程。书在八月中旬，如期在香港上市。对此，国保恼羞成怒，他们未能完成总理办公室交代的任务，大概也受到了责罚。

　　九月十日，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谈到我暂时安全的状态，希望当局确保公民的言论自由。殊不知，国保已经在策划对我的“制裁”方案了。

　　《中国影帝温家宝》出版后发生了什么？

　　之后发生的事情有诸多国际媒体报道，早已大白于天下。很奇怪的是，高新的文章却没有一个字提及。甚至当有网友向他提及我遭受酷刑折磨的事实时，他仍然视而不见。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八日下午，在经历了两个多月的非法软禁之后，十多名国保警察将我从家中绑架，戴上黑头套，带到北京郊外的一处秘密地点，然后是持续数日的酷刑折磨、审讯以及强迫写所谓的悔过书。在此期间，我一度被毒打至昏迷，送往医院急救。

　　北京国保大队的姜庆杰处长负责处理此案，他命令我必须承认自己的几大罪状：写作《中国影帝温家宝》，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刘晓波一起组织《零八宪章》和其他签名活动；帮助天安门母亲，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写关于西藏和新疆的文章，诽谤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参与家庭教会的活动，利用宗教反党等等……。所以，“数罪并罚，你才落得今天的下场，你是罪有应得”。

　　此后，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反复谈判和周旋，我和家人终于获准离开中国、流亡美国。到了美国之后，我在华盛顿的国际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将我所遭遇的迫害全部曝光。美国之音在一篇题为《余杰催生二零一二年中国第一个网络流行语》的报道中，引用我的《去国声明》提及的，中国警方对我提出的“活埋”威胁。我不明白，为什么高新在文章中完全不提及这篇报道——难道是因为这篇报道的内容，跟他的正面评价温家宝的结论有冲突吗？

　　该报道指出，“活埋”一词迅速成为中国最新网络流行语。余杰的《去国声明》发表不到一天，“活埋”已被一些中国微博博主定义为二零一二年最新网络流行语。网友们纷纷用“活埋”造句，甚至连“热烈祝贺您上/没上活埋名单！”都成了龙年的春节问候语。在中国最大的微博网站新浪上，尽管当局不断删帖，但就“活埋”发表评论的帖子还能找到一些。一位名叫“谁救中华”的网友写道：“与其在国内受辱，被秘密拘捕，暴打，甚至于被威胁要活埋，倒不如一走了之。”一位叫“灵魂飘香”的网友写道：“二零一二年流行词‘活埋’！在某部门的内部职业培训中，一定有活埋这样的教程，否则不同辖区的秘密警察不可能说出同样的话。我甚至相信，真的有人被活埋过，只是不为外界所知。一些曾经一直用来对付底层民众的手段，现在用来对付知识分子了，这些手段因此浮出水面。”

　　写作和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是我遭受酷刑折磨和活埋威胁的直接导火线——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因。我并不想如同鲁迅小说《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那样，对自己过去遭受的迫害絮絮叨叨，甚至病态地、不断地讲述，以期引起他人的同情或支持。但是，我仍在此勉为其难地作出陈述，希望我的亲身经历成为判断温家宝是否宽容和开明的证据之一。

　　在另一篇文章中，高新将温家宝与习近平的分歧描述为“路线斗争”，这显然是过度联想。温家宝与习近平并无任何路线上的分歧，他们的差别仅仅是统治方式上的细微不同：胡温的独裁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习的独裁则是撸起袖子来蛮干。

　　将温家宝视为中共党内的好人乃至救国救民的青天，是对中共的本质认识不清，也是被奴役得太久而对奴隶主产生的幻觉。在坐不稳奴隶的时代，尤其怀念坐稳了奴隶的“最美好的时光”。就如同在摩西带领下行走在旷野中的犹太人，偏偏埋怨风吹雨打，反过来想念在埃及为奴时的那碗热乎乎的肉汤。

　　温家宝崇拜是此前的朱镕基崇拜、周恩来崇拜的最新版本。邓小平说，“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由此，苏晓康将朱镕基形容为“鬼猫”。那么，温家宝何尝不是另一只“鬼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