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制一孩到三孩时代 谁在反对放开生育政策

六一儿童节前一天，中共高层在当天（5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忽然公布放开民众生育三胎的政策，引发中国民间舆论“炸锅”，其中以吐槽养育孩子成本太大，以及嘲讽6年前生育二胎还要被罚款（中国2016年1月1日才开始实行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如今因为“国家需要”而非“民众意愿”鼓励“三孩”，民众并不“买账”。

很多学者和专家判断，目前的“三孩政策”并不会给中国新生儿数量带来明显增长，因为愿意生育的“70后”群体已经过了生育年龄，而适龄生育女性人数已经大幅度下降，此时的“放开”其实为时已晚。

其实，关于放松乃至完全放开生育政策的呼吁在中国早已有之，甚至很多体制内人士和专家，比如天津市儿科研究所所长黄敬孚，早在2000年的中国全国两会上，就曾以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关于建议考虑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将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胎”政策的提案》的提案，2002年的两会上他再次提交了《建议从更全面的角度考虑计划生育政策的提案》。

甚至在2018年8月，中国邮政的“己亥年（2019年，笔者注）特种邮票印刷开机仪式”上，两只大猪加三只小猪的图案曾经让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官方很快放开生育三孩的信号。因为2015年公布丙申年（2016年）特种邮票时，中国邮政就曾经用两只小猴预示官方将出台二孩政策。

不过从“三只小猪邮票”到“三孩时代”来临，时间上间隔了三年（三只小猪草图成型于2018年5月7日），这是否中共体制内不同观点的交锋和博弈的结果，外界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内部对于是否继续计划生育一直存在正反两种观点，反对放开生育政策的体制内人士一直存在。

现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2014年发表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预测：“假若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未来4年内，中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万、4,995万、4,025万、3,540万。” 但在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2016年2019的4年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分别仅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即便是峰值1,786万也远不到翟振武预测峰值4,995万的一半。

如果说翟振武的观点还建立在数据推测的基础上的话，那么下面两位中共体制内官员（学者）的观点表达则多少显得主观和任性。

中国官方“三孩政策”出台后，网民的舆论反馈：

2007年2月至2018年1月担任中国国家卫计委（2013年4月之前的机构名称为中国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的王培安，2017年就全面两孩政策回答中外记者时曾提到，“中国的人口问题不缺数量，不光是现在不缺，未来几十年，未来一百年都不会缺人口数量。”

网名“半个诗人”的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研究员李小平的讲话更具争议性。李小平以计划生育的支持者自居，他认为计划生育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家庭中第二个孩子是多余的，对中国人均收入提高没有意义。李小平甚至进一步希望在2200年将中国人口控制在3亿。凤凰卫视2012年6月25日播出“被堕掉的生命”节目中，李小平为了证明的立场，曾说“如果是我的老婆，超计划生育怀孕的话，8个月我也同意引掉。”

当然，不论是坚持中国人口总数依然庞大，应该继续控制生育的观点，还是因为忧虑人口结构失衡带来多种社会问题，应该全面放开生育的立场，就目前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看，允许三孩甚至完全放开生育政策，对中国今后每年新增新生儿数量似乎都不会有什么突破性的影响。这一点从5年前实施二孩政策后的人口出生率，到近日民间对三孩政策的舆论反馈就可以看出。

更多的体制内学者对中国人口的未来状况，尤其是老龄化加速带来的结构失衡充满忧虑，这也是为什么在5月31日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样提及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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