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观！中南海在“做梦” 人民却“躺平”

　　“躺平”一词近来在中国蔚为风潮，这种用最低欲望过生活的心态引起很多年轻人的共鸣，但也被抨击为是毒鸡汤。分析人士指出，年轻人不再对未来抱持希望，恰恰与习近平的“中国梦”背道而驰，形成了“人民躺平、国家在做梦”的讽刺状态，对中共是一大警讯。

　　“躺平”现象世界比比皆是

　　这个词源自百度贴吧一则“躺平即是正义”的贴文。作者自述如何在没有稳定工作的情况下通过偶尔打零工和低消费来过生活。作者写道：“每月花销控制在200块以内。日常就是家里躺，外面躺，像闲散的猫猫狗狗一样躺......躺平才是宇宙间客观的唯一真理。我选择躺平，我不再恐惧。”

　　这种表述打动不少年轻人的心，除了作者本人被奉为“躺平学大师”，之外，“躺平学”、“躺平族”这类名词也跟着流行起来。此外，类似“社会险恶，先躺为敬”、“一时躺平一时爽，一直躺平一直爽”的口号也颇受欢迎。6月5日陕西省公务员考试甚至把躺平当成面试题目。

　　其实，类似“躺平”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英国有“尼特族”，美国有“归巢族”，法国有“袋鼠族”，香港称之为“双失青年”（失学兼失业），日本有不爱出国、不爱工作、不爱出门的“三不青年”，韩国有放弃恋爱、放弃结婚、放弃生子的“三抛族”，还有把住房与人际关系都抛掉的“五抛族”，更有“七抛族”，就是连梦想和希望统统抛弃。

　　对于中国年轻人中出现的“躺平”现象，民间反映褒贬不一。有些人表示，“躺平”意味着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与被剥削的奴隶，是年轻人满足现状的生活方式，没什么不好；另一些人则反驳说，“躺平”就是“混吃等死，不求上进”。其实，“躺平”有其更深层的原因。

　　年轻人输在竞争起跑线上

　　分析人士指出，“躺平”是当今中国年轻人对改革开放后“先富不富”的情况无奈反映。他们当中很多人输在竞争起跑线上而无能为力。

　　中国时事评论员解飞告诉美国之音：“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希望‘先富后富’，就是先富一批人，再带动其他人共同致富；但后来发现‘先富不富’，就是当那批人先富起来，他们后面的人也没有机会再富起来，就是财富很难向整个社会转移，只向少数人集中跟垄断。”

　　撰写“崩世代”一书的作者、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崩世代”大概比台湾晚了10年形成。所谓“崩世代”是指青年就业困难、贫困低薪，而且难以成家、生育的世代。

　　据林宗弘介绍，根据2017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及相关分析，35岁以下的中国青年普遍存在低薪、低所得、职场就业不稳定的情况。这种恶化与2015、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逐渐趋缓有关，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离开学校后很难找到工作。他认为，中国青年这种低薪与延后结婚、生育的情况和过去台湾或其它地方的千禧世代所面临的困境类似。

　　林宗弘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原期，甚至可能会出现逐渐状况恶化，年轻人工作机会减少，这个世代面对很多困境，（躺平）这是反映中国大陆整体经济跟产业发展的困难，当然对中国大陆未来发展会有不利的讯号。”

　　中国房地产公司贝壳找房所属的“贝壳研究院”5月27日发布“2021新一线城市居住报告”，指出在房价收入比最高的3个城市深圳、北京和上海，普通居民家庭需要20多年不吃不喝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该研究机构发表的另一篇“2021新青年居住消费报告”则提到，工作不稳定导致更换住处占比45.5%，成为当下新青年租房的一大痛处。相当程度地反映了现今中国年轻人买不起房，工作不稳定的现实情况。

　　“躺”与“不躺”之较量

　　中国媒体和学者接连发文抨击“躺平”。豆瓣上多个躺平小组也遭封杀。南方日报日前刊登一篇名为《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的评论文章称，在压力面前“躺平”不仅不正义，还是可耻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李锋亮发文批评说，年轻人选择“躺平”是不负责任。共青团微博更号召年轻人“不负使命，不负家国，不要躺平”。

　　就在中国社会掀起一股“躺平是否正义”的辩论时，新华社5月30日发布了一个老科学家每天凌晨4点起来工作的视频，希望借此激励年轻人不要“躺平”，而要“持续奋斗”。据报道介绍，这位高龄86岁的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退休教授赵焕庭仍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

　　该视频一出，就遭致大批网友挞伐。有人说：“老科学家在需求第五层：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我们在第一层：给老板打工解决生存问题，这是一码事？”还有人说：“躺平不是享受，躺平是面对生活重压之下的无奈逃避和自我慰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另外也有人说：“科学家确实伟大，可我只是普通垃圾啊！”

　　解飞表示，上一辈人，尤其是成功人士，在“一穷二白”时抓住了下海潮，挖到人生第一桶金，就此站了起来，还有一部分人在互联网创业时代，利用技术做大做强，也站了起来。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

　　他说：“他们用他们的生活经验告诉现在年轻人，你们要努力，你们要奋斗，不能‘躺平’等等，但现在年轻人想说的是，今天还能出现第二个王健林，还能出现第二个马云、马化腾吗？如果还能出现，我说几乎是痴人说梦。”

　　无奈的积极主义

　　在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的眼中，“躺平”是一种“无奈的积极主义”。他说：“与其蠢动、盲动，还不如不动。你说民企好像很多，人家真正做大，你又把他给抓了，像是马云，孙大午，你能做他们那么大吗？做那么大又怎样？还不是完了，那我还做那个干嘛，我不如不做。”

　　贺江兵表示，不消费固然对经济造成影响，但减少消费就等于减少浪费，也会减少碳足迹。因此“躺平”有助于中国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提前实现。贺江兵认为，此外，“躺平”的人多半不是报复社会的反叛型人物，而通常是很温和的人。他说，与其因工作生活压力造成很多跳楼自杀的社会案件，“躺平”省下很多维稳经费。

　　贺江兵说，指责年轻人“躺平”就是堕落毫无道理，因为真正堕落的是阶层固化、无法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而不是年轻人本身。年轻人就是看到了这个结果，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才会选择“躺平”。

　　他说：“很多人小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要当社会主义接班人，但到死还接不了班，所以还不如‘躺平’。”

　　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弘表示，“躺平”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阶层的不流动，从而导致整个国家流动体系停滞不前。他认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不下台，导致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僵化。没有社会流动，就不会有“中国梦”。有梦想有努力才会成功，但社会不流动，人们即使努力了也不会成功，努力也白费力气。

　　林宗弘说：“人民‘躺平’、国家在做梦，变成是这样相当讽刺的状态，这个是极权化的其中一个后果，常会发生。”

　　他认为，“躺平”是中国年轻世代生活困境的现实写照，但还谈不上“觉醒”，因为中国不允许集体行动，所以只能够集体不行动，作为消极抵制。林宗弘提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也有一批人在既不想进行斗争，也赚不了钱的情况下，整天无所事事。他说，现今世代的“躺平主义”跟文革末期的“逍遥派”竟然形成了有趣的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