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觉醒年代》获奖，教材却因提周作人遭停

　　有周作人出现的《觉醒年代》以三项大奖成为白玉兰奖最大赢家，一本当代文学史却因为提到周作人作品而在教材排查中被指问题严重，“坚决停用”。

　　昨天，一张《2020-2021学年第二学期教材选用排查情况表》在网上悄然流传，显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洪子诚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问题“严重”，省教育厅的复查情况是：

　　豆瓣用户发现，这份表格疑似出自九江学院，而复查意见则疑似出自江西省教育厅。有豆友昨天下午将此事告知了洪子诚，他表示很懵，“周作人明明是任何文学史都会专门写的”。

　　据北京大学出版社官方微信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版累计销售70万册，堪称当代文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因为这场“排查风波”，昨天读者纷纷在豆瓣上打分力挺，如一条短评所说：今天惊闻此书竟然被鉴定为严重问题要求“坚决停用”，感到了时代的荒谬性……

　　虽然有一些人开始抢囤洪子诚的著作，但也有人表示这可能只是一时一地的做法，不宜以偏概全。因为其他现当代文学教材并未剔除周作人，如应用同样广泛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就单有一节介绍“周作人与‘言志派’散文”。除此之外，周作人还出现在文学史各个时期，在书中被提及144次，如果将其抹除，现代文学史将会像奶酪一样千疮百孔。

　　对于周作人在沦陷区的创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在“闲聊” 中仍不忘对“思想革命”例题的关注，偶尔也抹上“亡国之音哀以思”的复杂的感情色彩。从杂文的小品化这一点来说，周作人是有突出成绩的。

　　然而，另一张出处不明的截图表明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并非唯一“问题严重”者，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和陈思和《中国现代文论选》也因为选用周作人的文章而遭“停用”。

　　早在这份“教材排查情况表”曝出来之前，就有网友在微博上对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被“收上去”去表示不解。所以，这也可能并非某一所学校的擅自行动。

　　与此同时，《觉醒年代》这部官方、民间都广受欢迎的主旋律剧集，展现了新文化运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却并没有抹杀周作人的贡献，虽然是作为浓墨重彩刻画的鲁迅的陪衬一笔。

　　就在被指“问题教材”的第二天，北京大学出版社官方微信透露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再版搁置及故事续写计划，其中提到：我们计划制作《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纪念版”，收入相关的其他材料，帮助读者全面、深入理解这一作品。我们期待这本“纪念版”早日问世，到时只需稍加对比，我们就能知道周作人是否真的不能提了。

　　其实，近几十年来，文学史对于周作人的评价经历了多次变迁，甚至可以视为某种时代风向标，王振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周作人评价问题》中对此做了梳理。

　　他发现“周作人在70年代末出版的文学史中基本无立足之地或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或进行严厉的批判性介绍。”直到80年代后期，文学史开始淡化了“附逆”之说的历史，而转向了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当然，在这种“讨论文章风格特点而淡化历史”的观点之外，批判的声音并未从文学史中消失。如10年版刘勇，邹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周作人的文学成就评价甚高，但不乏“依附日伪”之嫌。王振滔将80年代至今的文学史立场总结为：态度立场的单向性走向融合的多元化，但其中存在迂回。但无论评价如何，周作人是每本现代文学史绕不开的一个人物。

　　与周作人类似，在文学史上从被无视到被正视的另一位作家是张爱玲。广为人知的是夏志清对于张爱玲的“打捞”之功——在夏志清《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前，张爱玲一直被认为是通俗小说家，在批评家眼里“不登大雅之堂”。但夏志清却用比鲁迅多一倍的篇幅来介绍她，甚至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刘知萌在《文学史中的张爱玲——从1949到2009》中梳理了张爱玲在文学史中“显形”的过程。她发现在80年代以前，张爱玲在文学史上是彻底消失的。初稿完成于1983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是第一部将张爱玲写入文学史的大陆地区文学史，却仅有370字，且持批判的立场——“与凌叔华相近，但相比凌的作品多了些市井俗气，格调也不高。”

　　初版《现代文学三十年》延续了这样的批判倾向：这个女作家有很好的文学素养，却被她的立场所蔽。直到90年代以后，对于张爱玲作品的解读才在众多理论的支持下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而新版《现代文学三十年》用了三页篇幅来介绍张爱玲40年代的小说创作，并称其为“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到这个时期的一个飞跃。”

　　“当年的现代散文课，老师讲到周作人，他问我们对他了解多少，作品怎么评价。我一胡姓同学站起来说：他是汉奸。被老师批了一通。可见光知道他是汉奸没用，还应该知道人家的文章写到了什么份上。”昨天，微博用户@最高的玫瑰 讲了这样一则往事，可以作为此次“教材排查风波”的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