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中原：中共最有可能是集体坏死

中共全党腐败，现任党国大员谁也有一份，汪洋这种过去的改革派也难以留存。（汤森路透）

最近英国前驻华外交官盖斯德（Roger Garside）著书《中国政变：走向自由的大跃进》（China Coup: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很火，书中虚构了中共高层中，王岐山、李克强和汪洋联手进行反习政变的“故事”，作者认为这肯定会博来一笑，但坚信这不失是结束中共专制，中国走向民主化的一种可能方式。

作为外交官，盖斯德在1968年见到了毛泽东，并在1977年与邓小平共进晚餐，对中国政情有较深入的瞭解。他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在中国搞政变“没有那麽荒谬。”因为1991年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盖斯德描述的这个“政变故事”，其实也像极了近年网络流传的版本，只不过是现在由传闻变成了虚构的小说。

在中共七常委中，总理李克强和政协主席汪洋都被视为共青团派的代表，两人也均曾被视为党内的改革派，与日渐左转的习近平和幕后助推的“三朝国师”王沪宁等不是一路人。而如今号称“第八常委”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本身和习一样，是太子党，王在习近平主政中国的第一任期担任中纪委书记，主要针对江泽民派系大加剿除。

早在2018年北戴河会议前后，中共官场已出现以“大海领军”（大海代指汪洋）的暗号，要推举汪洋来代习的位置。2020年初也网传公开信要政治局开扩大会议，汪洋和李克强、王岐山一起被推举组成领导小组。这些消息来源何处？当时有人认为可能是想挑事从中渔利的第三方，也就是江派势力。

既然是传闻或小说，变成现实就有可能是零。不过流传开来说明有一种外界对中国时局的关注，以及一种类似的焦躁感，或在民间或在官场涌动。

笔者主要解释为什麽中国政变可能会是零。

《中国政变：走向自由的大跃进》虚构了中共高层中，王岐山、李克强和汪洋联手进行反习政变的“故事”。（汤森路透）

王岐山和李克强不可能加入倒习政变

王岐山本来是习近平当知青时的老友，关係好到曾同盖一床被。王岐山因为是中共元老姚依林女婿，也属红二代，他在中共十九大上没有连任，转任国家副主席这个閒职。不但没起多大作用，甚至在过去一年突然负面消息四起，与他密切的红二代任志强因发批习信被重判，他的家族地盘海航集团被接管，他的旧部董宏落马，目前正待被重重治罪，等等。

但从最近王岐山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开幕式上自称替习近平报幕，战战兢兢的表现看，顶多只能是口服心不服，不敢造次，要加入与李克强、汪洋的“倒习政变”，也真的还只是“故事”罢了。

至于李克强，早在1989年“六四”时，他跟随一群官员试图劝说学生停止绝食并回到课堂，就已决定了他为了适应党内生存，将会固守保存自己，决不肯冒大风险。

特别是目前习近平集权后亲信遍佈的局面之下，李克强虽然偶有表现与习不同调，比如在两会上说中国6亿人月收千元，与习的扶贫大饼不符，但这也无法翻得了天。况且在同坐一艘贼船的情形下，李克强也经常对国外和习演著一种双簧戏，习近平唱红脸，李克强唱白脸。如今他只是混日子，求平安退休。

汪洋也已变身马屁大王

最受关注的是被推为“核心”的汪洋，如今他在政治局常委中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分管统战，涉及民族、宗教、台海事务。

汪洋在体制内早有大胆的改革派之名，被认为思想较为开放。他26岁被任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27岁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长，28岁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33岁任安徽省铜陵市市长，38岁任安徽省副省长，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副省长。

1989年“六四”后，实际掌权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力推经济改革应对国内外压力。时任安徽省铜陵市市长的汪洋，在当地发起“醒来吧，铜陵”大讨论，呼吁解放思想、破除姓“资”姓“社”的藩篱，与邓的想法不谋而合，中共党媒也发文吹捧"铜陵改革"。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路过安徽蚌埠，专门在迎宾馆召见汪洋，据说邓对汪的改革劲头十分欣赏，加上汪一副娃娃脸，邓戏称他为“娃娃市长”。

其后汪洋先后主政重庆和广东。在重庆，他要求新闻媒体改革对领导的报道，让读者“到二版找汪洋”。主政广东后，汪洋也被认为是一个可以“交朋友”的中共官员。而在广东任内处理“乌坎事件”，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负面影响。

中共十八大上，汪洋未在呼声中入常，被认为是中共高层对毛左派代表人物、原来的入常热门薄熙来落马后的一种政治平衡。但汪洋担任副总理主管对内对外实务，也积累了一些好名声。特别是他曾公开说：“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这与中共历来至今的说法并不一致。比如去年王忠林刚到任武汉书记时，就要求陷于大疫的民众感恩党、感恩习近平，尽管受到民众批评，但却获习近平看重，已高升湖北省长。这可以对比出汪洋当年的确敢说敢为。

汪洋在中共十九大上终于得以入常，他作为全国政协主席，就是要以“和事佬”的角色，去帮中共搞统战，汪洋积累的人缘和名声资本，正好被当局予以利用。

汪洋确实被中国体制内寄予了一些希望，比如去年上半年，原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冷杰甫写公开信给汪洋，建议他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搞一次政治协商，提出关于习近平的暂退动议，并建议以联邦制为框架，创建“中华联邦合众国”。冷杰甫在信中说，联邦制能解决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少数民族问题。这封信写给汪洋，就是出于对汪还有一点信任。

不过，其实上任短短几年间，汪洋已经全然是一副紧跟党内强硬派的党国大员的姿态。无论在民族问题、香港问题上都一样。

比如，在习近平重用的酷吏陈全国在新疆大搞集中营之际，汪洋哪敢有异声？

2020年8月28日至29日，中共召开了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七常委集体亮相。习近平在会上肯定陈全国此前的治藏“功劳”，而陈全国治藏和治疆恶政一脉相承。在场的李克强和汪洋当天均当面吹捧习近平。

其中汪洋在总结讲话中更称：“习近平的讲话是一篇闪耀著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这一方略是做好西藏工作的纲和魂”，“各项工作都要以此为指针和标尺”。

在内蒙古，习近平强推汉语教育，目的是赤化蒙古族，但引发蒙民抗议。据官媒新华社今年4月14日消息，汪洋到内蒙古视察时就充当习的传声筒。他要当地民众“理解”习近平的民族工作指示，要加快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进国家统编教材工作。

2019年以来香港的状况不断恶化，中共去年在香港强行推出《港区国安法》后，对民主人士大抓捕。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确保所有参选人都是所谓的“爱国者”。3月4日，身为全国政协主席的汪洋在政协会议开幕时宣读政府工作报告。在涉及港澳的部分，篇幅大减，并连续第二年没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字眼，就连去年有提及的“一国两制”，今年都不见踪影。而这些治港方针正是邓小平当年制定的。邓小平承诺的香港政策50年不变治港方针在习近平手上变成了香港事务北京操办的现实，汪洋是照本宣科的角色。

今年3月的整个政协会议，汪洋对习近平表忠心的动作更明显，除了开幕做报告中例行的党八股表忠领袖措辞，在3月10日闭幕讲话中他强调，要更加紧密地团结“习核心”中央周围，然后又强调政协要坚持以“习思想”为指导。

汪洋并搬出习近平于今年新春晚会提出的“三牛精神”，称政协要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汪洋的发言再一次突出中共定于一尊的政权状态。

中共最有可能是集体坏死

中共全党腐败，现任党国大员谁也有一份，利益捆绑之下，随著官位达至中共最高层，在左派势力的果挟之下，汪洋这种过去的改革派也难以留存。

当然，汪洋，包括李克强的拍马表忠，也呼应了近年官场一片颂习潮，这也是其作为中共党员的党性使然，不脱离中共，什麽改革派也会沦为奴才一个。在中共治下，改革根本不可能，因为要真改革就是要专制中共的命。

一句话，如今连当年邓小平口中的“娃娃市长”也已变身马屁大王，改革已死。而寄望这样的高层中有人有心有胆搞政变，也几无可能。如果不能出现民间反专制革命，就仅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天下灭共大势的挤压下，习近平作为亡党“总加速师”持续加速，致使中共内部危机逼爆，除了明智者及早逃出，统治集团集体坏死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