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者郭文贵与学者郑国恩 都发现了中国弱点

中共媒体多维报道：2021年6月22日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爆发了一场牵扯百余国家的巨大争议。加拿大代表44国对中国在新疆、香港和西藏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

中国则对加拿大原住民的人权受到严重侵犯“深表关切”。白俄罗斯代表6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支持中国，另有26个国家以不同方式声援中国。总计支持中方的有90个国家，多于支持加拿大的40余国。

相比于加拿大对原住民持续数百年证据确凿的人权侵害，加拿大等国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指称主要源自一些西方国家的政界、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学者的推测，或是一些疑点重重的个人自述，缺乏实质性证据。其源头主要来自一位具有美国政府背景的德国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

郑国恩在中国新疆议题上的操作，类似于一位稍早前从中国逃往美国的不法商人郭文贵的做法。

郭文贵早年攀附和围猎中国腐败官员暴富。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郭文贵商业利益集团内讧瓦解。他本人逃往海外，最终落脚美国。此后，郭文贵自称为了“保命，保钱，报仇”，利用中英文媒体和社交平台，高调指控中国高层人物违纪违法，引发舆论轰动。

对于郭文贵抛出的一个个耸人听闻的所谓“爆料”，因为没有实证且过于惊悚，后来陆续被曝光存在造假行为，中国政府始终未予公开回应，任由郭文贵继续进行我行我素，致使外界对中国执政团队和反腐行动的观感有所恶化。

郭文贵的爆料也曾获得许多西方重要政界人物如美国政府前高级顾问班农（Steve Bannon）的合作、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卫报》的关注。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郭文贵所谓“爆料”迟迟得不到印证，违法和造假行为却不断曝光，其个人信用逐渐破产，在西方和中国的舆论场里都迅速被边缘化。

针对中国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治理的德国学者郑国恩，其做法令人意外地与郭文贵有些相似。两人的相似之处至少有四个。

其一，郑国恩与郭文贵都抛出了许多耸人听闻的指控。郭文贵的所谓“爆料”指向中国高层，郑国恩的报告则“推导”出了“再教育营”、“宗教迫害”、“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等说法。

其二，郑国恩与郭文贵的指控都有造假之嫌。郭文贵所出示的一些证据多次被发现造假，例如一些博人眼球的照片实际上是来自不相关的网络拼图。郑国恩报告里同样缺少关键的实质性证据与完整缜密的推理逻辑。他在2020年12月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揭示存在4种造假手法，例如其所称的2018年中国宫内节育器新增数量的新疆占比是80%，实际上仅有8.7%。

其三，郑国恩与郭文贵皆在中国境外，都有一定的美国背景。郭文贵是在逃至美国之后才开始进行所谓“爆料”，与美国政界人物往来密切。郑国恩从未到过中国新疆，其所效力的反共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是为响应1993年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签署联邦公法103-199而成立。

其四，郑国恩与郭文贵掀起的声势都持续了数年之久。郭文贵主要活跃于2015年至2018年间，郑国恩从2016年起逐渐因其关于中国新疆的“爆料”出名。

不过，郑国恩与郭文贵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例如，郭文贵热衷社交媒体，努力增加个人曝光频率。郑国恩专注于推出个人“报告”，较少接受媒体采访，明显比郭文贵低调许多。

另外，郑国恩对中国新疆的“爆料”稍晚于郭文贵的“爆料”。郭文贵搅起的声势在2015年前后达至高潮，郑国恩则是从2016年起开始就中国新疆发表报告。

两人对中国的“爆料”尽管都缺乏实证，却相继掀起巨大的负面舆论声浪，其实都是因为击中了中国缺少国际话语权的“软肋”。中国能够轻易地影响国内舆论走向，却在国外发不出声音。而郭文贵和郑国恩能够得到英文社交媒体的助力，即使是不实言论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