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哥”为什么关心女性的月经问题？
中国微博社群最近惊现“妇女随访员”：一张微博贴文的截图显示：“大家好，我是金穗小区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请你们把最后一次月经日期发到私信里。”这只是一个试探信号，下一步，恐怕就是全副武装的“月经警察”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严加盘问、登记造册了。
“老大哥”关心女性的月经问题，表明中国人口的急剧下降的问题已然十分严重。此前，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迟迟不敢公布，公布之后就连普通民众也指出各项数字移花接木、自相矛盾。习近平时代中共技术官僚的政治化和奴才化，使其造假的能力大幅退化，各项灌水数据只能哄骗习近平这个身上什么都没有穿的半文盲皇帝。
过去四十多年，中共实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据西方媒体报道，截止到二零一三年，中国总计实施了三点三亿次堕胎手术，一点九六亿次绝育手术。庞大的计生委使用各种野蛮手段，诸如围追堵截、强制引产、结扎等，对被迫堕胎、引产的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伤害。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揭露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真相，却遭受举国之力的打压，成为“国家的敌人”。
在此期间，中国广大乡村常见各种让人心惊肉跳的、血腥残忍的宣传口号，如：“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但近年来，当局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声嘶力竭地鼓励生育。田间地头，原先的标语被覆盖上新的大红字体，与先前的南辕北辙，却同样杀气腾腾：“二胎奖，一胎罚，丁克不育都该抓”、“一人拒绝多生，全村人工授精”。
我曾戏称习近平为“习奥塞斯库”，因为专横、愚蠢、粗鄙的习近平，宛若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转世灵童”。“月经警察”是齐奥塞斯库的发明，习近平的“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只是东施效颦。英国历史学家雷根在《愚昧改变历史》一书记载，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困苦，人口呈负增长趋势。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为了“提高人口数量”以“增强国力”，悍然颁布“七七零法令”。该法令规定，生育孩子是“高贵而杰出的任务”，是爱国主义的完美诠释，每个四十五岁以下的女性都应该为祖国生下至少五个孩子，国家对生育超过法定数量的妇女公开表彰。
反之，罗马尼亚当局宣称“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对二十五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已婚不生育夫妇作出强行惩罚，后来发展到对所有“无子女人员”每月从工资中强行扣除一种名为“社会抚养费”的特殊税金。与之配套，政府实施禁止堕胎、禁止节育、禁止离婚的政策，派遣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单位对妇女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避孕的妇女和做堕胎手术的医生，一经查出就严厉打击、处罚监禁。当时的罗马尼亚人私下把这些执法者称为“月经警察”。
习近平不遗余力地学习毛泽东、希特勒、齐奥塞斯库，以为“人多力量大”是绝对真理，而只要控制了女性的月经就可促进人口的增长。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做出好的表率，得赶紧充实后宫，制造出一长串“共产主义接班人”来。
“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这种新职业的出现，说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丁点私人生活领域的隐私与自由即将被党国收走。罗马尼亚流亡作家马内阿在《论小丑》一书中的描述，用在今天的中国丝毫不差：“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封锁的社会和一盘散沙的民众共同维护着一个由私人和国有牢房组成的大监狱，看守牢房的不仅有狱卒，还有自己的同伴：一个仁慈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残忍办法。”
连腹诽也会被定罪的国家，与地狱有什么差别？
中国的“数字极权主义”，超越了奥威尔在一九四零年代的想象——如果奥威尔生活在今天，重写提笔反乌托邦和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必定会发现中国的有关素材满坑满谷，无需发挥想象力，只要如实写来，就比《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还要精彩。
中国的“数字极权主义”，也超越今天的观察家们的想象——在东突厥斯坦(中国当局所称新疆），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千两百万维吾尔人的一举一动的，不单单是“老大哥”的眼睛，更是无所不在的摄像头。
摄像头很快升级换代，不仅可以记录，更可以分析、归类：一名中国软件工程师接受匿名西方媒体采访时披露，在新疆的数间警察局，安装了使用人工智能和脸部辨识技术来侦测情绪状态的监视系统，并对维吾尔人进行测试。他说：“中国政府利用维吾尔人作为测试对象，进行不同实验，就像实验室里的白老鼠一样。……我们将情绪侦测摄影机安装在距离测试对象三米的地方。类似测谎器，但使用更先进技术。”
警察和技术人员让受试者坐在“约束椅”上，手脚都被金属装置固定住（我在中国也“享受”过这种特殊待遇），然后由人口智能系统侦测和分析接受测试者的皮肤毛孔和面部表情的微小变化。最后，软件会产出一张圆饼图，分析测试对象的状态，红色部分代表负面或焦虑情绪——这种人会被视为危险人物，列入严格管控的黑名单。该软件工程师指出，这套软件是用来“在没有可信证据下（对受试者）进行预判”。可见，科学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若掌握在极权政府手中，使其如虎添翼，当然就是助纣为虐。
在中国，腹诽是罪，沉默也是罪，因为腹诽和沉默是必然呈现为某种不服从的面部表情。鲁迅说，“白眼看鸡虫”，“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些都是负面情绪和负面表情。在习近平治下，你不能有任何反动的言论和行动，也不能有任何反动的思想与消极的情绪。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只能保持忠党爱国、乖乖如韭菜般疯狂生长、再等待锋利的镰刀来快快收割的“正能量”，而不能有韭菜也要争取韭菜的“平躺权”之胡思乱想——此类胡思乱想乃是危害党国安全的“负能量”。
处于种族灭绝的绝境中的维吾尔人的命运，不为很多暂时坐稳了奴隶状态的汉人所知晓。很多中国人自我感觉良好，酒足饭饱之余，有闲暇关心国际事务，对“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和战乱地区充满无限同情。维族流亡知识分子伊利夏提感叹说：“很多中国人觉得巴勒斯坦人不幸、叙利亚人不幸、阿富汗人不幸，总以为他们的国家战乱不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中国人不知道的是，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阿富汗人有迁徙的自由、有表达的自由，有互联网、有畅通的信息、联络管道，远在天涯海角还能知道家乡亲人安危，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新疆的维吾尔人、哈萨克斯坦人，却被殖民中国政府残酷剥夺了这一在战乱中挣扎的巴勒斯坦人所拥有的最基本人权——亲情知情权。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否活着，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在哪儿？已经四年多了，我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三个妹妹在哪儿？也不知道她们是否还活着？更不知道三个妹妹的丈夫、儿女在哪儿？是否还活着？”正笑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维族人的今天，将是汉族韭菜的明天。
（ 注：本文转载自“自由亚洲电台”网站，作者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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