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建立在谎言上 它无法埋葬自由世界

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精辟地总结了过去18个月的苦难。“中国给了我们病毒，”在最近一次共进早餐时，这位国际象棋冠军和人权倡导者告诉我。“而自由世界给了我们疫苗。”

就算你不赞同新冠疫情的实验室泄漏起源论，也得承认这一点：若不是在危机刚爆发的关键时期中国官员百般掩盖，病毒可能有机会得到控制。相反，中国政府以谎言开始，此后一直在撒谎，代价就是世界各地的公众健康。他们还向世界上的贫穷国家推销一种效果不太好的疫苗。

在中国共产党用盛大排场和实力展示来庆祝成立100周年之际，这些事实值得牢记。中国自毛泽东以来最激进、最专制的领导人习近平发表了讲话，鼓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赞颂了党对国家政治的完全控制。他警告，任何想要“欺负、压迫、奴役”中国的人都将在“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事实上，没有人想欺负、压迫、奴役中国。屈辱的世纪早已过去。本月正值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秘密访问北京50周年纪念，那次访问开启了美国两党的一次长期合作，把在毛泽东灾难性的领导下坠入深渊的中国拯救出来。这一努力成功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了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但这一努力也是失败的。

北京没有用其不断增长的经济财富创造更大的政治自由。它加入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并不是为了遵守规则。它承诺给香港“一国两制”，却并没有做到。你无法相信它会在不进行大规模窃取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去尊重商业和学术伙伴关系。从厄瓜多尔到黑山，它在这些弱势外国的开发计划没有变成相互善意的持久基础，而是单方面的剥削。

北京的肆意妄为给了它强势的表象。就和一个多世纪前的德国一样，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已是陈词滥调。必然结果是，世界将不得不默许其迅速膨胀的野心，包括它在南海的海事主张，以及（如有必要的话，通过武力）对台湾的统一。

但表面的强势往往掩盖了软弱的现实，威风的门面背后总有裂痕。

对北京来说，裂痕就是它的政权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那不仅仅是历史的谎言，比如习近平在讲话中略去的中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害死了多达8000万本国公民的其他暴行。那也不仅仅是政治的谎言，比如北京为了掩盖对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暴行所做的积极宣传活动。

撒谎的真正问题在于，一个不停对别人撒谎的政权最终也会对自己撒谎。正如时报的麦思理(Steven Lee Myers)和储百亮(Chris Buckley)去年报道的那样，武汉当地的卫生官员“在国家报告系统中隐瞒了有关病例的信息”，以免触怒中央政府。北京是在吹哨人将文件发布到网上后，才得知疫情存在的。从伪造的经济数据到腐败的安全标准，中国政治治理的其他方面莫不如此。

这并非新问题。“极权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当然希望得到真实的信息，但不可避免地，他们一再成为自身谎言的牺牲品，遭受意想不到的失败，”波兰哲学家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在1983年写道。“他们作茧自缚，在对真实信息的自身需求和针对所有人（包括制造者本身）的、半自动操作的谎言制造体制之间，做出尴尬的妥协。”

北京自己的谎言机器将最终如何拖垮整个体制是无法预测的。但毫无疑问，这个体制已经遭到了严重削弱。以准确信息为载体的真相是良性决策的必需条件。以政治诚实为载体的真相对创造社会信任至关重要，而社会信任才是健康社会的根基。中国的政权两者都不具备。

自由世界也存在虚假信息和不诚实政治的巨大问题。但我们仍有一个足够活跃的思想市场，真相很快就能找到进来的路。我们也仍对政治诚实有足够尊重，最终把废物投下了台。至于疫苗，我们研发了最有效的种类，因为我们信息公开、合作自由、竞争公平、测试诚实。

习近平可能以为，有朝一日，纪律严明、指哪打哪的中国体制将埋葬掉漫无目标、不负责任的自由世界。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也曾这么认为。在西方自我怀疑的当下，这是我们应该记住的事情。

Bret Stephens自2017年4月起担任《纽约时报》观点与评论版面的专栏作家。他于2013年在《华尔街日报》工作时获普利策评论奖，此前还曾担任《耶路撒冷邮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