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重评蛋糕论 彻底否定薄熙来重庆模式

7月20日，浙江省委机关报从头版开始，连续４版刊发《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全文，正式树起率先建设共同富裕“浙江示范”区的大旗。此前一天，该报头版亦全文发表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通过上述文件时的内部讲话，高调重提“蛋糕论”。

浙江省高调动作的背后，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曾经长期主政的浙江兑现其政治理想的意图。

2020年春，习近平造访浙江，首次提出要将浙江建成“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直到2021年6月份，北京下发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披露这一战略为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定题、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首先，浙江是习近平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作为“一把手”实现长期执政，并可以充分检验其执政设想的省份，在其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观点认为，事实上，习近平上台后所推行的诸多改革，莫不可以从浙江找到源头或者雏形。

其次，对于习近平和中共来说，在2021年已完全兑现精准脱贫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共同富裕顺理成章成为下一个主攻执政目标；而从现实看，正如袁家军等人所说，浙江正具备这样的优势条件，即“浙江人均GDP已经超过10万元人民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20年、36年居全国省区第一；均衡方面，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6：1，是全国最低的省份之一……”

事实上，即便习近平离开浙江，甚至进入中央，浙江仍然在沿着习近平当年既定的“八八战略”等方向继续行进，这给习近平今天重新在浙江试点其“共同富裕”战略奠定了基础。

根据浙江通过的共同富裕计划，浙江地区人均GDP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2.1以内，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1.55以内；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75%，……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提高到51%，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生产总值之比提高到53.5%，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至50万元人民币的群体比例达到80%、20万至60万元的群体比例力争达到45%。

同时，浙江省高调动作的背后，也是时隔10年，习近平重新评判“蛋糕论”并给出自己的答案，重新夺回了共同富裕的解释权。这一点对于树立习近平的执政权威当然至关重要。

人们大约仍然记得，在胡温执政后期，社会多元思潮汹涌，同时这也反映到中共政坛高层的内部分歧中。

10年前，面对贫富分化严重等社会矛盾，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抛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口号。但是，这在地方却引起了不同的读解，其中尤以两名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当时主政广东）和薄熙来（当时主政重庆）间发生的“蛋糕论”争论最具代表性。

他们的争论代表了中共党内左与右的路线分歧，并在2011年胡锦涛“七一”讲话后更加公开化。当时，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一方面强调，“要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亦认为，“我们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随后，汪洋以蛋糕论解释说，要弘扬改革之初“杀出一条血路”的锐气，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路径依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分蛋糕不是重点，重点还是要把蛋糕做大”。

但当时在重庆唱红打黑、如日中天的薄熙来不这样认为，某些人认为，一个人在分蛋糕前必须把蛋糕做大，但这种做法是错的，因为如果蛋糕的分配不公平，那么就没人愿意去烤它。因此，我们不能把蛋糕做大，并公开在地方率先扛起“共同富裕”的大旗，喊出“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的口号。

10年后，作为当时那场争论和地方政经实践“擂台赛”的旁观者，习近平也曾就“蛋糕论”发表意见，但从时机来说显然还不够成熟，直到今天，他当下给出了自己的“正确”回答，并力推在其曾长期主政的东南经济重镇浙江省“落地”。

袁家军的发言实际上肯定代表了习近平本人的认知。他在解释共同富裕时亦以“蛋糕”作比，但是其“认识”显然超越了中国走哪条路的问题。袁家军说，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对西方现代化和福利社会的一种超越；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更不是均贫富、杀富济贫；共同富裕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石的共同富裕，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是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的辩证统一……而且，“不吊高胃口、不搞‘过头事’，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这番表述事实上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习近平要打造的共同富裕样板“浙江示范”，是极具意识形态上的象征意义的，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象征；第二，“浙江示范”不是什么广东或者重庆的地方经验，而是鲜明地抨击曾经最受瞩目的重庆模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否定了薄熙来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