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狼国师又来讲课 大外宣劝导中共学习江泽民

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主讲“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之后，上海复旦大学张维为近日再次成为湖北省委座上宾，主讲的题目还是“中国自信、中国话语及国际传播”。

究竟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解决“挨骂”问题，这是习近平上台后反复谈到的问题，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大党面前的难题。在上一次的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便直言，“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事实上，拉长时间线，中国不乏“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案例。而且其中最为外界津津乐道的，便是2000年8月15日，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美国知名记者迈克•华莱士的专访。后来，本次访问经过剪辑在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播出，鉴于江泽民对于采访“不限时间、不限问题”，所以节目播出后，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宣传的一大突破”和“成功案例”。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赞扬了江泽民在节目中的表现，并说“我看到你简直风靡了美国电视”，《华盛顿邮报》则将这一期《60分钟》评为美国“本周最佳”电视节目，也有不少声音将其看做是中国对美国公众最好的一次展示。

上海复旦大学张维为成为中南海座上宾引发热议。图为张维为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会现场。   （新华社）

以江泽民此次接受美媒专访作为案例，或许可以为今天的“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启发。

首先，解决“挨骂”问题，首先要不怕“骂”。江泽民在这次专访中，对于华莱士在很多问题上连珠带炮的追问，不仅没有回避，还很巧妙地给出了颇具说服力的回击。比如当华莱士指责江泽民是“独裁者”时，江泽民反驳道：“你对中国情况的描述简直是天方夜谭。”而在被问道天安门风波中那个挡在坦克面前的“坦克人”时，江泽民亦没有回避，“我知道你的用意何在，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充分尊重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愿望和权利，但是我不主张在紧急状况下公开反对政府采取的行动，况且坦克停了下来，并没有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压过去。”

对于“挨骂”难题，邓小平当年面对危机四伏的国际舆论环境， 也曾针锋相对地指出：“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就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中国今天所处的舆论环境，总体上要比邓小平时代更宽松，中国在国际场合的影响力也已大幅跃升，有了更多话语权。虽然立足今天硝烟四起的舆论战，中国无法做到不管“他们说什么”，但至少可以“不要怕外国人议论”。正如邓小平说的，“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中国有关部门在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全然不同的舆论战场时，往往选择“一刀切”，以为只要沿着既定的维稳思路阻断“骂源”就能解决问题，殊不知，在这个过程中，既加剧了国际场域批评的烈度，也在渐次丢失国内舆论场的主导权。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任何试图用“删帖”、“封号”等老一套来紧急公关，短期看遏制住了舆情，长远看其实埋下了一个个“雷”。

其次，解决“挨骂”问题，要用对方听得懂的方式和语言。同样是江泽民的那次专访中，当华莱士问道“为什么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政府不适用于中国？为什么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不允许自由选举？”，江泽民回答说，他相信林肯所描述的政府即便在美国也尚未实现，而“仍是美国眼下领导人的目标”，“我也是一名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尽管我们有不同的选举制度。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它自己的制度，因为我们两国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有着不同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

1997年11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左）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在洛杉矶华人社团主办的欢迎晚宴上。（AFP）

此外，江泽民还异常顺畅地背诵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这一举动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讯号：中国不仅知道“民有、民治、民享”从哪里来，更知道它提出的历史背景和在美国的现状。对美国民众来说，没有什么比听到中国最高领导人公开背诵《葛底斯堡演说》原文更能引发共鸣和好感的行为了。

今天中国的国际传播，固然不需要去刻意背诵《葛底斯堡演说》，但“外宣的内宣化”背后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就是不能用对方听得懂的方式和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确是很突出的问题。中国国际关系学院教授、CCG特邀研究员储殷7月14日在一次公开活动中即坦言，今天中国的“外宣的内宣化”造成了三个很重要的后果：

第一，“外宣的内宣化”导致了对话对象的混乱，增加了话语冲突和文化误读。“比如国内的专家、学者、外交官的发言，到底是说给谁听的？是说给国外听的还是说给国内听的？甚至很多在外交场合所讲的话，到底是不是讲给外国人听的？”

第二，“外宣的内宣化”导致了讲述“中国故事”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尤其是讲述话语的非专业性。“讲故事本身面临多种语境、多种情况，叙述本身是有一套技术标准的。而当外宣变得内宣化以后，往往就会出现用内宣的技术标准来要求外宣，或者出现外宣的传播过程当中，内宣的技术标准成为了主打力量，这就会出现投了很多钱去办对外宣传，但最后只在国内产生积极效果。这和外语水平没关系，早期我们认为英语好就行了，后来发现英语好只是基本的前提，现在出现的情况是英语很好，我们用非常流利和正规的英语说出了让外国人完全听不懂的话，这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大的问题。”

第三，当“外宣的内宣化”碰到互联网，并与自媒体时代结合在一起，就造成了外宣的民粹化。“在中国国内，国际政治、对外宣传是许多老百姓，尤其是北方老百姓重要的业余文化生活，大家都很关注，于是就有很大的‘流量’存在。”这就导致了用国际政治话题博取网络流量变成了一项很大的生意。“那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自媒体，包括那些文化作品、视频作品的生产者，都在自媒体市场上博取流量，争取自己的影响力，当这种声音足够大的时候，就对‘讲好中国故事’构成了非常严重的一种反噬。”

7月14日，全球化智库（CCG）举办“中国新叙事”研讨会暨《我向世界说中国》新书发布会。中国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储殷在会上发言。（CCG供图）

究竟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不仅是摆在习近平面前的难题，也是从毛时代开始，中共一直在试图破解的困局。今天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国故事虽然有了更多切实的素材，但同时也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当拜登上台不久后即进行议程设置，将21世纪定义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作为“专制”一方的中国，势必遭遇更多基于意识形态的围攻堵截。

面对这样的围攻堵截，究竟该怎么办？早在2020年3月，多维新闻在《破解“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困局已成中共最大挑战》即试图回答过这个问题。除了以上提到的两点外，还有一点最为关键，那就是要看到和敢于承认己方的不足之处，切勿粉饰太平。中国偌大一个国家，不可能一点问题也没有，中共作为世界最大党，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从毛时代到今天的习时代，中国从积贫积弱一步步成为今天的世界老二，走一些弯路、经历一些曲折，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面对各种“问题”，以及经历过的“曲折”，要实事求是的看待和认识。这些“弯路”和“问题”，也是构成今日中国的一部分，尤其是避免再次犯下“颠覆性错误”很重要的一部分。

今天的舆论场，揪着中国的一些“问题”不放的各方，除了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外，有些“问题”是西方世界傲慢与偏见的结果，也有一些“问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如何一步步让诸多“敏感问题”渐次脱敏，一步步解决切实存在的“问题”，才是长久之计。因为立足现实，不管是反华势力，还是带着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西方世界，中国在短期内很难真正促使其卸下“反华惯性”，或是摘掉有色眼镜。给一些“敏感问题”脱敏，解决切实存在的“问题”，才能越来越不惧怕“骂”，才更有底气有理有据地回应各种“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