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文革其实更像1984

任由一个独裁者去玩弄变化无常的“权力游戏”，实行新型极权与人类价值为敌，这就酿成中国沉沦的危险命运。（汤森路透）

一股浓烈呛人的气味在中国大地上弥漫，人们仿佛闻到了当年文化大革命的硝烟。海内外舆论一片惊呼：“新文革来了！”“二次文革！”“这是文革2.0版！”

不久前，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提出斗争哲学：“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与此同时，官媒纷纷转载李光满的一篇自媒体文章，声称目前对私企和娱乐圈的整治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将“涤荡一切尘埃”。此文被认为代习共传达了真正的意图，其摧枯拉朽的气势，令人联想起半个世纪前拉开文革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至此人们大都已惊觉：一场新的剧变的社会转型正在中国发生。但是，这将是一种怎样的新型极权统治？这种新极权会长成祸烈的文革形状吗？我就这个问题在推特上和朋友们探讨。虽然人在北欧无法具体感受国内氛围，但作为少年时代经历过文革的人，我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有关资讯做出初步判断。

我认为，历史也许会惊人相似，但绝对不会简单重复。习共的“深刻变革”与毛泽东的文革，由于极权主义本质和中国国情相同，会有很多现象和情节上的相似之处，但还有著更多不同于文革的性质特点。这个所谓的“深刻变革”，以利用科技发展形成“数字独裁”，更像英国作家欧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里所描绘的世界。

在《1984》的荒诞故事里：独裁者高度集权，用极端手段钳制人们的思想和本能，以具有监视功能的技术控制人们的行为，以对领袖高度的个人崇拜，并制造对国内外敌人的仇恨来维持社会运转，……。那个寓言中的世界比毛文革更恐怖，更令人窒息，因为它通过威胁与吓唬来管治人民。

八九之后的中国，曾经很像赫胥黎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物质丰富了，人们耽于享受、宁愿娱乐至死，丧失思考能力。但目前习共已开始闭关锁国，能够让中国人纵情寻欢作乐的日子似乎不多了。

虽然为稳定人心，习共当局又有往回收的意思，但眼见新疆关押维吾尔人的集中营林立，香港自由在一夜之间被摧毁，公民社会被赶尽杀绝，东方明珠有可能沦为下一个西藏新疆，对此人们已经认识到，没有什么恶行蠢事是习共不敢做的。对权力无休止的贪欲导致独裁者走向极端，而人的趋利避害本性又会使社会转型不断出现反复。

当今的高科技可以使习共藐视文革土包子式的闹法，而直接进入老大哥严密监控的“1984”。在一党专制的权力无法被监督制衡的中国，欧威尔《1984》书中呈现的图景正逐渐鲜明。虽然不是文革式砸烂一切的疾风暴雨，但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也会使中国陷入深渊。

习近平以利用科技发展形成“数字独裁”，更像英国作家欧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里描绘的世界。（汤森路透）

习变革与毛文革的相似之处

尼采曾预言过人类的悲剧：“一切都可能卷土重来。”阿富汗的塔利班又执政了，中国的李光满也吹响了二次文革的集结号。虽然“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但当今被视为文革回潮的迹象实在够多，人们难免不为此惊骇。比较当年的毛文革与今天习共的变革，我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相似之处：

第一，二者均是领袖为加强权力而发动的自上而下的运动。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2021年9月1日，习近平要求中共党员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

第二，二者都热衷于宣传“领袖思想”。文革时期毛泽东思想挂帅，人人必读毛的红宝书、彻底洗脑。最近，中国各级学校被要求学习一门新课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毛的思想我们大都知道，但习近平有什么特色思想，至今没人能说清楚。人民日报在解释“习近平思想”的问答中指，“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已经成为（西方）维持资本统治的工具。”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习思想是反对“普世价值”的。

第三，二者都热衷于打造个人崇拜。独裁者总是要为自己披上道德的外衣。吹捧毛的极端是林彪的“四个伟大”的提法：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当今新华社给了习近平高度评价的七个称号：开创性的领导人、党的核心、人民勤务员、改革战略家、国防的统帅、大国领袖、总设计师。最新还借意大利“外媒”之口，颂扬习近平是“新时代的伟大掌舵人”。在天津，“习近平法治思想”主题公园正式揭牌。

第四，二者都从整肃文化、教育领域开刀。五十年前的毛文革对付的是民国遗留的资产阶级文化，中国人只准看八个革命样板戏。这次新文革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文化，封杀赵薇，鞭挞“盛世产物”“花美男”，网络游戏被批为新型“毒品”、“精神鸦片”，新网络游戏审批被冻结。在教育方面，“习思想”进课堂的同时开始弱化英语，明显是对西方文化影响的抵制。当局还禁止了几乎所有的私营课外辅导服务。虽然还没有发动学生打教师，但当局已经鼓动学生监视教师了。

第五，二者都以阶级斗争为纲。虽然毛泽东在文革前也多次提出“阶级斗争”，但真正造成文革混乱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革时毛所指的阶级敌人，是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当今习共的阶级斗争对象似乎是资本持有者。如李光满文章所说：“这是一次从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的回归，这是一次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

习变革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毛文革

毕竟时代不同了。即使是反动开倒车，历史也不可能完全重复。例如，目前塔利班在阿富汗卷土重来，就改变了二十年前不许女性接受教育的禁令，有条件地允许女性受教育了。当今习共的变革也是如此。

一，习变革不会像毛文革一样摧毁旧体系、建立新的权力机构。

虽然二者的性质都是权力斗争，但当年享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为肃清政敌刘少奇的路线，借助造反派冲垮整个党和政府机关，由军队维持再夺权，产生了新的权力机构，如军管会、支左小组、工宣队到革委会。而习近平目前已经“定于一尊”，他在党内没有遇到类似刘邓那样的劲敌，因此犯不著摧毁拥护自己的体系。

二，习变革不会提出毛文革那样的提出“四大自由”。

所谓的“四大自由”是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1966年由中央文革小组制定的一种运动形式。由于刘少奇在党内有不少支持者，毛泽东不能用传统的正常手段去对付他，于是以“四大自由”挑起群众批斗权贵官僚，让红卫兵、造反派为他做打手。这种畸形、扭曲的自由只被允许用来反对毛泽东的敌人。

而习近平却不需要这一套。最近沈栋在美国出版了《红色赌盘—中国的财富，权力，腐败和复仇的内幕故事》，揭露了中国高层政商圈官商勾结的贪腐。目前习近平已抓住党内大佬及其家族腐败的辫子，使他们一个个不得不像前总理温家宝一样俯首贴耳。

如果习近平真有胆量像毛泽东一样搞“四大自由”，那么结果很可能出人意外，因为当今中国的人民，已经不再是过去愚忠毛泽东的人民了。

三，习变革不会像毛时代那样消灭富人阶级，因为红色贵族自己就是巨富。

早在文革之前，中共刚执政不久的1951年，毛泽东开始了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反五反”运动，变著法子清算批斗资本家。以“公私合营”强占私营工商业，毛泽东只花了七年时间就消灭了私人企业，使中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而习近平时代确实如李光满所说，是“资本家一夜暴富的天堂”。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以来，最先富起来的就是中共太子党。在六四屠杀之后，这些红色家族越发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纷纷侵吞国有财产成为巨富。前几年的“巴拿马文件”，揭露了一些中共高官家族在海外拥有秘密资产，其中有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等。此外，西方媒体曾披露习近平的亲属在香港购买价值千万美元的房产，温家宝家人坐拥27亿美元的家产。

毫无疑问，习近平绝对不会消灭包括自己红色贵族在内的新富阶级，这是他的政权维持稳定的基础。至今为止在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运动中，没有一个红二代被严惩。他们连官员财产都不敢公开，却铁拳打击“资本无序扩张”，惩罚只是包括科技巨头在内的私营企业，针对的是没有红色贵族背景的民间资本。习共不能容忍非红色的民间资本坐大，他提出“共同富裕”，只是要求中国民间富豪分享财富，为了在贫富差距极大的中国获取民心，以维护红色江山。

文革时期毛泽东思想挂帅，人人必读毛的红宝书、彻底洗脑。（维基百科）

数字独裁　“大洋国”人无处遁逃

如上所述，习变革不会像毛文革那样容许造反混乱，也不会真的消灭富人阶级，那么，这个新文革还有什么可怕的？

真正的恐怖是，目前已在党内“定于一尊”的习近平，其性格更像偏执残酷的斯大林。由于中国科技崛起，他可以大玩“数字独裁主义”，即使用人工智慧和生物识别等技术来跟踪公民并控制资讯。

这就像《1984》书中的大洋国。那里，每个人都处在滴水不漏、无处不在的监控中，“老大哥在看著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无论针孔摄影机，还是卫星空照，国人在天地之间已无处遁逃。独裁者利用尖端科技威胁每个人的隐私。到处是思想员警，就连孩子也被洗脑，去举报自己的父母。人们因言入罪……

目前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还包括一个被过份使用的“社会信用体系”，即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和大资料分析技术，制定黑名单和红名单。西方民主国家用于信贷的金融信用评分，只是记录公民或企业的金融信用表现，而中国却极力扩大了这个体系的覆盖范围，把社会信用体系变成维护专制的工具，以塑造唯唯诺诺的听话“公民”。

这个监控系统就建立在强力威慑和资讯封闭、真假混淆的基础上。整个社会被笼罩在各种监控网络、监视器的阴影中，充满了神秘、恐惧和暴力。例如，薄熙来就曾在重庆发起了一场大型电子监控行动，以协助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广泛使用刑讯逼供来铲除异己。

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曾公开呼吁应警惕中国挑战人权标准的做法，指责中国政府使用新科技对民众实施大面积监控，说中国政府对人民的电子监控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以及对个人实施评分制度，简直就是监控错位。由于认识到任何权力没有监督都可能腐败，当代西方民主国家设计出各种制度监督统治者，而中国却相反。

中国正面临一个国家沉沦的前夜

这不是危言耸听。虽然当今中国有耀眼的城市高楼、奥运金牌、世博会展览、……看起来歌舞昇平一切很好，但是，缺乏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任由一个独裁者去玩弄变化无常的“权力游戏”，实行新型极权与人类价值为敌，这就酿成一个国家沉沦的危险命运。

前面提到那位出版了《红色赌盘》一书的作者沈栋，他和其前妻段伟红曾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有过密切接触。当记者问及习近平时，他说：“习在重大的问题上，如果你搞不清他要做什么角色的话，可以这样来预测，他一定会做那个最差的选项。”

习近平上台后所做的“最差的选项”，就国内政策看，他挥舞专制的大棒，对中国社会严格监控、置无权的人民于“不确定的恐惧”中，其集权的程度达到空前的地步。在国际上，沈栋所指“最差的选项”是：“我们看看中美关系，我们看看香港，就能看出来了。”由于外交上战狼作风，导致香港沦陷，美中对抗异常尖锐。习共认定“东升西降”，正在快速发展巨大的核能力。

一位法国世界报驻北京记者感叹说：“多么巨大的变化！”不久前中国还和“经济奇迹”联系在一起，现在，“战争”和“掠夺者”成了描述中央帝国的主题词。

极权统治是违背人性的，没有人愿意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让中国人民意识到：无法无天的统治者需要被监督和被批判，中国人民需要觉醒，不应被习共煽动的民粹主义所迷惑，应拒绝接受《1984》中所描绘的精神奴役，从而维护自己生而为人的一点基本权利。

※作者本名莫莉花，湖南邵阳人。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教师进修班。原邵阳师专教师。1989年因学生运动被判三年。出狱后流亡香港任编辑。现在瑞典教育机构任职，兼自由撰稿人。出版作品：《人权之旅》、《山麓那边是西藏》、《瑞典森林散步》。主编《达兰萨拉纪行》。有大量文章见于海外报刊。获纽约“万人杰文化新闻奖”，香港“人权新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