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力军到底私藏了什么样的疫情机密？

中纪委宣布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被双开，官媒称“措辞极其严厉”。孙力军曾留学澳大利亚，是中共官场中罕见的具有公共卫生和城市管理学位的高官。

罪过首桩，背弃“两个维护”，意思是对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够忠诚，这一指控是很严重的，也是对对手最有震慑力的，忠诚度不够，下场就是双开，然后送去法办，忠诚度如何不够，没有任何细节，

但有一句话令人惊异，说孙力军“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毛泽东时代给对手安上的最大罪名之一就是“野心家”，指责对手有取毛而代之阴谋篡权的意思，其实都是毛的猜忌心重所致。但孙力军级别只是副部，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是什么意思？难道他真的觊觎大位？甚至欲取习而代之，或者是帝王般的习近平的幻觉？耐人寻味。

2020 年 4 月 7 日，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孙立军出席在中国湖北省武汉举行的一次抗疫会议。孙力军被指私藏私放大量涉及疫情的机密材料，中纪委9月30日决定予以“双开”。 AP

另外一个指控是孙力军“形成利益集团，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孙力军是十九大代表，应是习近平横扫贪腐官员五年大清洗之后的新晋官员，竟然已“形成利益集团”，而且“控制要害部门”，这句话透出的要害是，孙力军位居公安要位让人忌惮，从习近平外调野战军军官负责中南海警卫，近年三番五次大肆整治公安和政法部门，习对自身的安全有明显的顾虑，对眼皮底下的人不放心，尤其忌讳他们“成伙作势”。

假如孙力军的野心和能力还不至于“犯龙威”，上述罪名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杀鸡给猴子看，猴子是谁？不清楚，至少是习近平忌讳的一种势力，或者是虚拟的势力，在20大前夕，习的心态似乎很不平稳。但是比起上述这些罪名来，让许多观察人士惊异的是另外一条罪名：孙力军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

从指控的语句逻辑来看，孙力军的罪过是“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而这些涉密材料与新冠肺炎疫情密不可分。从中国媒体公开的报道看，武汉疫情爆发直至习近平视察武汉，那段时间孙力军的工作重点就在武汉，如果他拥有大量涉密材料，应该是指他在这一阶段获取的。

下面是根据中国媒体公开报道梳理的孙力军武汉活动的简略时间表：

孙立军是武汉疫情期间中央赴鄂指导组成员之一。他在武汉的工作是在中央指导组的统一领导下，牵头负责运输和处理，落实“应收尽收”的要求，但因为他是公安部的，工作的重点应是安全。

2020年2月上旬武汉疫情最严重期间，孙力军被中共中央派赴武汉督导防疫工作。2月10日央视新闻联播，就有孙力军出现在湖北，一行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进行视讯连线的画面。

2020年2月19日，湖北原来的省委书记被免了，这位副部长还与习近平亲信、从上海调来的新任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前往武汉市公安局，督导当地公安部门 的防疫工作。

2020年2月23日，中央指导组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部署会上的重要讲话。孙立军出现在画面中，这也是中央指导组在湖北的首次公开集体亮相。

3月5日，他为两位武汉公安突击队”95后“女民警“火线入党”担任入党介绍人。他教导新党员：“疫情防控斗争中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党员要冲锋的地方；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就是党员要奔赴的地方。”

3月11日，习近平终于去了武汉视察，作为负责公安的孙力军，之前所作的一切应是为总书记视察武汉铺路的，习近平迟迟不去，据指是害怕又传染的危险，孙力军为给总书记铺路，去了“防控斗争中最危险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是什么，是大量死人的医院？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不得而知。

路透社提供的照片显示，4月7日，孙力军还在武汉出席了一次有关疫情的会议。

4月19日，孙力军被指“严重违纪违法”，中纪委立案调查。从落马到双开，持续了17个月，远远超出其他落马的政法和公安高官。

从常理讲，孙力军作为中央派往武汉督战的公安部负责人，调查疫情内情，死伤数据，其主要目的不是防疫而是封锁消息，尤其是当时武汉的死亡人数远远高于公开的人数，国际舆论的压力又极其大。据指孙力军当时在武汉“一手遮天”，甚至控制了地方和中央的电话通话内容，他本人可自由出入最机密的P4实验室，收集了许多病毒证据，但这应视为是孙力军的份内工作，“合法合理”，不能说是私下收集疫情核心机密，“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这其实是后面被视为“犯事”后追加的罪名。作为公安部副部长，掌握一些秘密材料，秘而不宣，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工作，很难说存在“私藏私放”，除非他早有“留着一手”的想法。关键的问题可能是他掌握的这些材料泄漏了信息，或者说这些材料泄漏到了境外，最后产生了对声称“亲自领导，亲自部署抗疫”的习近平很不利的情况。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对孙力军的所有指责中，私藏私放大量涉密材料是最关键的一条罪名。他对自由亚洲分析，“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之前我们就听到有传言，说孙力军怎么样把有关新冠疫情的有关问题与机密，泄漏给澳大利亚了。所以，这才为什么有澳大利亚在溯源问题上对中国特别强硬，现在来看，原来的传言还真不是空穴来风，这个可能才是导火索。”

在美的法律学者滕彪则表示，尽管外界不清楚孙力军究竟掌握什么机密疫情资料，或是有没有泄漏什么消息给外界，但有一点是很肯定的，至少可以看出党内斗争的激烈化，中纪委在通报中已经毫不掩饰了。

孙力军到底私藏了什么样的机密疫情资料，恐怕在习近平治下是不会对外披露的。但从中纪委使用的严厉措辞看，尤其公安部部长赵克志10月1日向习近平表态式的发言来看，拖延17个月之久才定性的孙力军一案，应与党内斗争的激烈化有关系。公安部指孙力军违纪违法问题“触目惊心，令人发指，情节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影响极坏”，这意味着孙力军在习近平眼中已成了一个“罪大恶极”的人。

再回到前面中纪委使用的措辞，孙力军“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不仅指孙力军的所作所为包括收集机密资料被视为是以某种形式参与了高层的权力斗争，而且威慑到中央领导人的信誉或者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