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东北记：一场长达20年的医生迁徙潮

　　随着东北衰落，一场长达20年的医生流失潮，延绵至今。眼下，东北部分公立医院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整个过程，也充斥东北医生的失落与幻灭。

——题记

　　在与10余位东北医生、院长、卫生行政管理者的对话中，我们发现了一股长达20年的“东北医生迁徙潮”。

　　有人发现，20年前与自己同批进院的20名医生，仅剩下了2名；有人计算，“医院走的医生，都能再开个三甲医院了”；有人预测，“这只是开始，离开东北的医生还在增加”。

　　“随着东北的衰落，只要南方（医院）来挖人，基本就能把医生挖走。”一位多年参与东北公立医院建设的专家说。城市衰败的样貌，医院发展的缓慢，纠葛的人情社会，低于物价涨幅的工资……一种无法吞咽的失落感，在东北医生的群体里蔓延。

　　“离开的原因太多了，留下的理由越来越少。”一位完成了“南北迁徙”的医生说，“到最后，连一个留下的理由都没了。”

　　走，几乎成了每个东北医生都动过的念头。

　　有人走成了，“年薪翻了3~4倍，每天拼命让新同事知道我的实力”；有人无奈与家人分离，“一直没回老家，2年没见过妻子和孩子”；有人没走成，“休假去南方找了一圈，都不合适，又回去上班了”。

　　一些人选择转身，奔向另一种生活。另一些人决定讲着“乌托邦”的故事，留在东北“死磕”。他们有时聚会，讨论那些离开东北的医生的生活；有时互相劝慰“实在干的不高兴，你也像谁谁一样，去南方瞅瞅”。

　　东北人天生乐观，爱唠嗑、开玩笑。但我们的访谈过程充满了苦笑、叹息还有泪水。有人愤怒，有人悲伤，更多的人牵挂，“我离开后，我的家乡、我们的医院变好了吗？”

一　流失迁徙进行时

　　根据丁香人才的数据，从2018年8月~2021年8月10日，通过丁香人才投递的东北三省医生简历数，多达24万份。

　　从向东北递简历的次数来看，其中辽宁省医生投递简历的次数最高，高达24万次；黑龙江省次之，共12.8万次；吉林省排第三，4.9万次——东北三省相加，占投递简历总次数的74.5%，外地流入极少。

　　而东北医生的投递方向，意向职位为东北三省地区的占比仅13%，也就是说，其他87%的简历都投向了东北以外地区。

　　这个“迁徙”求职通道，仅仅是东北医生外流的其中一条。

　　尚大伟，在吉林一家三甲医院里工作了24年。“向南迁徙”之前，尚大伟是科室的绝对骨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尚大伟从东北一家医科大学毕业。在那个年代，硕士生不多，尚大伟在东北医疗圈里是绝对的优质人才。同一批进院的，还有其他20多名毕业生。

　　“过了20多年，当年一批入院的20几个毕业生，现在就剩2个人了。”尚大伟说，“其他都走了，去哪儿的都有，北上广和南方。”

　　尚大伟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跟家乡的羁绊很深。目送同事们一一离开，尚大伟“一直坚持到了最后”。终于在3年前，女儿上大学后，尚大伟才痛下决心辞职，南下去了广东。

　　“骨子里最不想背井离乡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不行，你在这个地方把青春已经撒下了，但不能再把最后的职业生涯再留在这儿。”尚大伟说，那是让人特别失望的感觉。

　　“医院没有向上的生命力，年轻、年老的医生都在混日子，每个人都很迷茫。”尚大伟的希望是在20年中慢慢消失的。尚大伟强调，“不是非要当科主任，是我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医生？有了正高职称，怎么还让我当个住院医？”

　　他觉得无可挽回，“医院走的医生加在一起，都可以再开一个三甲医院。”

　　这种浮动的心态，从医生个人的出走、点状的流失，演化到科室主任，成了人才组团式的流失。

　　在东北的医疗系统内，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出走的不在少数。

　　一位在东北工作了40多年的老医生王杰，这些年见证着身边的优秀团队一个个“逃离东北”。

　　他告诉作者，仅仅过去五年，他所在城市的医疗系统就有20多个团队离开故乡去到南方。“其中包括100多位副主任医生以上的教授和副教授，大多是年富力强的教授。”

　　他举了几个例子，东北一个省份三甲医院的顶级肿瘤专家投奔到了一线城市的顶级肿瘤医院后，组建了中国最强的结直肠肿瘤中心之一；一个东北的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消化窥镜团队，几乎全员去了某中部省份的一家三甲医院。

　　还有一位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出走南方某大学的附属医院并担任主要管理者。

　　其他组团去南方、去深圳的更是不胜枚举。

　　数据显示，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入在2013年开始开始由升转降，自此后，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现象开始明显加速，并在2016年达到一个小高峰。据相关报道统计，2013-2019年间，东北地区人口净流出规模分别为0.79万、5.22万、25.89万、34.9万、32.23万、32.54万、33.17万。

　　过去数十年间东北医生的具体外流量已无从考据，仅知道，一次简历的翻阅、某位学科带头人的号召或某个医院同事南下成功的刺激，都在某个时间点一次次加速着这种潮流，让黑土地培育出的一个又一个优秀医生选择与家乡告别。

　　这场外流，也许在2016年，就在东北人口外流高峰共振时达到最高点。又也许，最高点还未到来。

　　此刻，依旧不能用静态的视角，去看待东北医生的批量流失。这并非是一个等待解决的结果，而是此时此刻仍在发生、正在发生的一个现象。东北医生，仍在书写这段历史。

二　走，有万般理由

　　医生为什么接二连三地走？因为落后、因为衰败，因为有对比。

　　一位东北的医院管理者，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一直“疲于奔命”维持医院的人才队伍。

　　当他在职业生涯的暮年来到南方后，对东北与沿海的医疗系统差异，有了更深的体会。

　　“深圳医院的发展方式，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讲，我觉得做法非常正确。”他说，“医院所有的经营，比如说设备的购置、基药采购、耗材采购都是政府出钱采购，医院没有了这些负担，或者说没有这些额外的工作，就能一门心思把医疗做好。这是我的感受，在这里真正做成公立医院，它能发挥它的公益性。”

　　这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医院发展迅速后，随后有人才引进计划，“孔雀东南飞”就不足为奇。他发现，在他来这里之前，医院里已经有一大批从东北来的医生“移民”。

　　东北某地级市卫健委的一位官员，也讲述了自己的观察。

　　“有一次我在深圳那边待了几天，去旁听当地的会。一个地区要建医院的时候，一般情况，政府投入都会往下砍预算，深圳却是往上加预算。10个亿的预算，它会往上加到15个亿。总的来说，深圳财政预算比较充足，公共卫生收入比较大。”

　　这种充裕的公共卫生投入，还有做好医疗业务本身的纯粹，对那些有抱负、有想法的东北医生，有着难言的吸引力。

　　尚大伟离开吉林，来到广东佛山的一家三甲医院。他发现，这家医院有想法，也有能力，去扭转医院本来的困境。

　　“医院投入资金引进人才，支持这些外来的医生做更多的尝试。”尚大伟不仅获得了比过去多3倍的收入，让他最有成就感的是，自己有施展的空间。

　　“我刚到时，ICU只有2张病床。现在，我带着ICU和内科团队，共有25张床，7名医生。”尚大伟把此前20年的工作经验，倾囊相授，觉得从没像现在这么快乐。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北紧张的医疗投入与千纠万葛的人情关系。

　　高春燕曾是东北一家三甲医院的儿科主任，对于东北与南方沿海医疗投入的差别感慨万分。

　　“做什么创新都需要钱。在东北，医院没有那么多钱，只能望洋兴叹。我去深圳，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缺的是病人。过去我在ICU的时候，设备是借来的，连大夫也是借来的，外科借1个，内科借2个。没有必须的设备来开展工作，领导帮着向各科借。”

　　研究显示，2008年~2017年间，中国四大经济区域财政医疗卫生服务支出的排名次序依次为——东部区域、西部区域、中部区域和东北区域。东北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支出由 2008 年的 215.12 亿元增长到 2017年的913.02 亿元，10年增长了4.24倍，年均增长率仅为17%，在四大经济区域中增长速度最慢、排名最后。

　　从医疗卫生服务支出占社会医疗卫生服务总支出的比例来看，东部地区约占 40%左右，而东北地区为 10%以下，依然垫底。

　　如果说，因为社会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的流失是客观规律；那么人情社会的纠葛以及政治生态环境的干预，则让人感到分外揪心。

　　黑龙江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说起东北人情社会里——人情的重要性。

　　“曾经有一个口腔科主任，个人水平很高，带来收益也很好，但上面就是不给晋升，分配的奖金少，一个月只有2万。但如果你和医院院长关系好，发奖金就多。评职称，晋教高，都需要事先打点，不然评审根本过不去。”

　　王杰说起这种风气与环境时，语气里也满是痛惜。

　　“一个医生、一个顶级医学人才，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只有个性才能冲破一切，才能把科研做好，更好地为病人服务。但我们这里有个性的医生，通常不怎么讨人喜欢，很难得到提拔。而且连当选一些专业委员会的职位，都需要看人站队甚至走后门，这导致了我们医学人才的流失和后继乏人。”

　　而往往这些纠葛与干预，恰恰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曾经我在开展某项新业态的时候，就有不是我们专业口的领导向医院施压，让我接纳某个项目，我拒绝，得罪了很多领导，觉得我不懂政治，影响前途，也让我很不舒服。”某三甲医院的一位科主任讲起这样一个片段。

　　“那个时候确实动过想走的念头。”

　　这样的环境得不到改善，无异于在变相地、主动赶走那些优秀的医生。

三　一个时代的缩影

　　东北医生的流失与被虹吸，是中国整体社会资源，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聚集的一个缩影。某种程度上，这决定了这场迁徙潮广阔的地域尺度与漫长的时间尺度。

　　“现在不是留人才，而是能否留住人的问题。”

　　王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东北一家历史悠久的三甲医院至今，已经40年，在那个年代，东北的医疗系统人才济济，多个学科在全国排名前列，非常辉煌。

　　“大约到了90年代初，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王杰时常回忆起，变迁开始的历史节点。由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力，北上广深等城市的发展，沿海地区的崛起，很多人、包括王杰自己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学成后基本都闻风而去，甚至出国去留学。

　　发生在王杰身边的“迁徙”，从90年代，一直持续到了今天，20余年里王杰陆续看着人员离开，“我迄今带了五六十个硕士、博士，多数都留在北上广深或者国外。

　　一位多年与东北医疗系统的公立医院院长打交道的专家告诉我们，“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院长私下会说，这些年，只要南方来人想要，薪资又不差，基本就能挖走。”

　　院长也会私下会说，“当这种诱惑来临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扛不住，能要求那些优秀的医生扛？”

　　“人去哪里，医疗需求就在哪里，不仅是医疗教育，各种资源都是如此。”广州艾力彼医院管理中心（GAHA）主任庄一强认为，“医疗只是整个社会现象的一个侧面，这不能怪医生。”

　　整体社会资源的配置，呈现出“东北低迷，东南火热”的趋势。这个趋势，与全国城镇化的规划也相对一致。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东北地区人口占全国6.98%，下跌1.2%，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的趋势没有扭转迹象。与此对应，中国东部地区，人口呈现正增长。其中全国人口增长较多的地区，前三位都在东部：广东增加2169万人、浙江增加1014万人、江苏增加608万人。

　　前三位广东、浙江、江苏，恰好是东北三省的医生投递简历最高的三个省份，此消彼长的关系一目了然。

　　近些年，东北医生青睐深圳。根据数据显示，过去五年，深圳市在卫生健康领域累积投资超过1500亿元，是十二五期间的2.5倍，到2025年，深圳全市床位总数将达到8.29万张，医生总数达到5.5万人。

　　高速发展，势必对人才需求的激长。

　　“只有中央政府才会考虑全局，地方政府与地方卫健委，肯定是看局部。像深圳，为了满足它自身的发展需求，势必就会从其他地方挖医生。”庄一强进一步说。

四　困局无解

　　2019年，吉林、辽宁、黑龙江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13.93%、16.20%、13.8%，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3个百分点、3.6个百分点、1.2个百分点。

　　虽说老龄化是全国性的难题，但迭加上人口净流出的影响，东北三省的负担尤其重。

　　“这就是东北无解的困境，再过20年，东北会有更多老年人，GDP倒数、老龄化排在前几名，负担非常重。”王杰说。

　　除了老龄化问题对地区医疗资源的一场考验，东北地区公立医院本身的运转也困境重重。

　　“有些东北省份的公立医院债务特别重，全省排名前位的大型公立医院负债从十几亿到几十个亿，甚至有些医院已经到了快破产的阶段，背着那么多债务需要还，还如何有宽松的环境搞科研看病？”王杰说出了他的担忧与疑虑。

　　而在重重压力下，东北部分公立医院，尤其是省会以外的其他区域，却在流失中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

　　大连某三甲医院检验科的许林，也讲述了东北医院面临的困境。

　　“我们医院还是比较雄厚，走的人没那么多，没出现人才断档，但我在齐齐哈尔三甲医院的同学，医院离职的很多40多岁的人，正是科室的骨干。”许林说，还有一波走的是“下一代的老教授”，这些教授也是中坚力量，比他们老的已经退休，刚招的学生还难担重任。”

　　东北医疗系统的困境，目前并无好的解决办法。

　　“富裕的地区不仅会吸引医生，也在吸引更多的高质量医院来落户，这会形成一个正循环。”庄一强指出，这是现阶段医院高质量跨省扩张的一个趋势。人才“劫贫济富”的趋势必然在发生。

　　“东北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现在的状况甚至会加剧。”

　　无论“人才流失”困境最终能否反转，但过程中无法让人忘怀的是东北医生们的失落与幻灭，他们的种种希望，都在漫长的等待、兢兢业业地付出、对医学的执着之中，逐渐被浇灭。

　　在李雪琴的脱口秀里，铁岭是宇宙的尽头——走出去的人，绕了一圈还得回东北。但在很多东北大夫眼里，离开东北，到外面行医，才是去宇宙。

　　逃离的医生，他们充满浪漫的理想，带着伤痕去流浪。他们从未将自己视为某种胜利逃亡者而感到得意或庆幸，当看到家乡曾经辉煌的医疗系统一点点衰败却没有好转的迹象，他们与留在原地的人共享着同一份悲伤与不甘。

　　电话那头的佛山深夜闷热异常，谈起家乡医院的细节，2年没回家见妻女的尚大伟，东北口音里满是乡愁：

　　“离开东北，伤感更多一些，庆幸根本谈不上，谁不想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一点？”

（　注：文中王杰、尚大伟，许林，高春燕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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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区域差距与政策优化研究》，赵亮，江西财经大学

《全国医疗资源排名，你的家乡排第几？》，医学界

《东北地区医疗卫生资源与居民健康水平的时空关系研究》，鲁佳，华中师范大学

《齐齐哈尔市公立医院债务成因及化解办法研究》，《理论观察》，2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