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别失衡问题一瞥：农村剩男多，城市救不了

　　幻想中的，隐藏在某处的，能够补齐性别缺口的女性，可能并不存在。

　　婚姻，是男女大事，也是国家大事。 

　　今年5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5月下旬起，浙江、广东、重庆、山东等地统计部门随即开展了“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 

　　7月以来，部分地区公布调研报告，不出意料，不容乐观。 

　　浙江宁波的农村，平均结婚费用30.78万元，最高达到200万元，大头花销是彩礼和婚房，多数由男性主要承担。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132元/年。 

　　浙江兰溪的农村，彩礼一般18.8万元起步，平均结婚费用22.65万元，最高达到180万元。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021元/年。

　　男青年未婚的首要原因是“没有稳定收入”，女青年未婚的首要原因是“择偶标准高”。 

　　浙江丽水的农村，超过半数的适龄青年认为找对象比较困难或非常困难，男青年未婚的最主要原因同样是“没有稳定收入”，女青年则是“择偶标准高”和“不想结婚”。报告还指出，留守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导致更多“剩男”。 

　　山东青岛的农村，31岁—35岁受访男性中，未婚且无恋爱对象的占到9.46%，而同龄女性中未婚且无恋爱对象的只有1.89%。当地结婚的平均费用也在30万元以上，而且超过七成的案例是男方承担全部或绝大部分。 

　　从各地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通点： 

　　① 结婚花销是当地人均年收入的近十倍，主要由男方家庭承担。 

　　② 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远）多于同龄未婚女青年。 

　　③ 留守农村的男青年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加剧了择偶困难。 

一　怎么办呢？ 

　　不少调查报告在结尾中提到，倡导“婚事俭办”，扭转“天价彩礼”等不良婚俗。但在我们看来，是上文的②+③导致了①，天价彩礼只是各方基于现实进行博弈的最终结果。 

　　供不应求，价格升高，供过于求，价格降低，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当男女比例失衡，人作为一种资源，供需关系也会反映在价格（彩礼）上。 

　　此外，婚姻是一场长期投资。评估一项资产是否值得持有，自然要考虑其未来收益对当下的贴现。如果该资产的未来收益堪忧（“没有稳定收入”），想要引人投资，就只好搭配其他优质资产（彩礼+婚房）了。 

　　个体可以讲因缘，谈感情，但群体共通的选择，背后往往有理性的考量，不是一句“杜绝陋习”就能扭转。 

　　何况农村婚姻，还有更加让人不得不理性的一面。 

　　今年“两会”时，全国政协委员陈中红指出：受重男轻女、从夫居等传统观念影响，农村女性往往因其出嫁或者离婚而无法享有平等的土地权益保障。 

　　一是出嫁女性的村民待遇“两头空”（在娘家和婆家都没有土地权益）；

　　二是离婚女性的村民待遇“两头空”；

　　三是丧偶女性的村民待遇难保障；

　　四是村民决议含有性别歧视。 

　　婚姻会给农村女性的未来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风险都将体现为溢价。 

　　一味取消彩礼，只会让更多女性趋利避害，选择不结婚，进一步恶化婚配市场的性别失衡。实际上，在不少地方的调查中，已经发现了这种苗头。 

二　还能怎么办呢？ 

　　有农村问题专家提出了一个“暖农村大龄男被窝工程”，也有地方政府表示：教育和引导农村女青年热爱家乡、建设家乡，鼓励她们留在家乡，改变家乡的面貌，努力降低农村男女青年失调的比例。 

　　引来骂声一片。 

　　我们不从价值层面讨论这项提议，单从数据层面，看看这种思路是否可行。 

　　恰好《中国统计年鉴2021》在10月正式出版，提供了比公报更详细的“七普”数据。 

　　首先，过去十年，农村中青年男女比例确实发生了剧烈变化。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常住农村居民中，20到39岁人口按不同年龄段，性别比在98—105左右（女性=100），接近自然性别比104。 

　　到了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常住农村居民中，20到39岁人口按不同年龄段，性别比已然提升至115—123。

　　按性别比120考虑，也就是男女比例6∶5，即使所有女性全部婚配（当然不可能），也注定有1/6的适龄男性没有伴侣。 

　　那怎么办？去城市里找吗？ 

　　一直以来存在这样一种普遍认知：更多的女性从农村走向城市，所以城市里“剩女”多，农村“剩男”多，这是人口流动带来的结构问题。 

　　这种认知是错的。 

　　在23座GDP万亿城市中，只有南通一座城市的常住人口性别比低于100，深圳是122，佛山是119，广州是112，苏州、杭州、宁波都是109。 

　　还有三点需要注意： 

　　其一，大多数城市的户籍人口性别比偏低，会拉低常住人口性别比。

　　如果我们要观察近年来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群，更合适的指标是常住非户籍人口性别比，这一数字会更高。 

　　对于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来说，常住非户籍人口≈常住人口–户籍人口。 

　　以无锡为例，2020年常住人口中男性3848880人，女性3613255人，性别比为106.52，不算很高。

　　户籍人口中男性2497301人，女性2592368人，为性别比96.33。

　　据此可以算出，常住非户籍人口中男性1351579人，女性1020887人，性别比高达132.39。 

　　其二，不难看出，制造业越发达的城市，男性越多。

　　但即便是北京——制造业外迁，服务业占比83.8%——常住非户籍人口的性别比也超过了114。 

　　其三，以上数据是全年龄人口性别比，而非适龄青年的。

　　由于女性更长寿，65岁以上女性明显多于男性，因此老龄人口会拉低整体性别比，实际上适龄青年的性别比还会更高。 

　　所以，流入城市的人群里，同样是男多女少，无法反哺农村。 

　　至于“异常值”南通，性别比偏低恰恰是源于人口常年流出。 

　　十年前“六普”时，南通的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少34.5万人，性别比低至89.65。因为南通紧邻上海——当时上海尚未控制人口规模，2000年—2010年增加了628万人，排名全国第一。 

　　如今南通经济活跃度提升，已经连续三年新增就业10万人以上。随着“七普”结果公布，南通首次成为人口净流入城市（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性别比也恢复到了97.05。 

三　农村里男多女少，城市里也男多女少，那么女性都去哪里了？ 

　　有两点可供说明： 

　　第一，城市之间存在差异，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也存在差异。 

　　即使是男多女少的大城市，辖区之内仍然有城市、镇、乡村的区别。整体来看，城镇的性别比确实比乡村低，相对而言女性更多。 

　　这方面数据不够充分，完整数据要等明年出版的各省2020年人口普查资料，但我们仍然可以从　四座直辖市的数据中窥见端倪。 

　　也就是说，虽然某些地区的适龄青年性别比高达130，但并不是全国到处都是这样。 

　　第二，幻想中的，隐藏在某处的，能够补齐性别缺口的女性，可能并不存在。

　　全国90后一代人，乃至00后一代人，虽然性别比没有达到130，但确实超过了11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① 计划生育政策越发严格；② “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③ 胎儿性别鉴定和人工流产技术日趋成熟；三大因素共同造成，90后、00后性别比畸高。 

　　能让性别归于平衡的那部分女性，就没机会存在过。 

四　再问一遍，怎么办呢？ 

　　这不是风俗问题，甚至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 

　　结构性问题，没什么好办法，譬如一双拐杖一长一短，要么截长，要么补短。无论是让部分男性放弃婚姻还是从东南亚国家娶妻，都很残酷。 

　　《丽水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报告》提到：

　　有的通过中介从缅甸等国家娶妻。但这些人往往无合法身份证件，落不了户口，办不了身份证，领不了结婚证，享受不了医保待遇。有的嫌生活清苦丢下孩子不辞而别，坍塌了整个家庭。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面向未来，倒是有一些能改变的。 

　　第六次人口普查，抽查了100多万在2009年11月到2010年10月出生婴儿的详细信息，特别是，统计了他们母亲的学历。

　　结果发现，母亲学历越低，婴儿性别比越高。 

　　我们很难说清楚其中的因果链条： 

　　也许母亲学历越低，相应地，父亲学历也越低，父亲的重男轻女思想主导了女性的生育决策； 

　　也许夫妻双方学历越低，财务越难独立，越容易受到父母长辈影响，大家庭的重男轻女思想主导了小家庭的生育决策； 

　　也许整体学历越低的地方，就是越贫困的地方，传统观念越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育决策。 

　　但我们还是会想起华坪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的那句话：一个女孩读书，可以改变一家三代命运。 

　　知识改变命运。国民人均知识储量，也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农村青年婚姻关系情况”调查，还是发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地方，90后、00后，生在男多女少的环境里，但他们心中重男轻女的观念，终于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