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届、独裁和政变？

程晓农评论分析文章：最近，围绕中共明年政治局常委是否全都换届，海外出现了不少议论。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会不会在明年的中共20大上遭到抵制，逼迫他下台？如果习近平不肯下台，是不是就会发生政变？诸如这般的猜测，值得作一点稍微深入些的分析。

　　最近中共召开了6中全会，宣布明年秋天开20大，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中国每5年要开党代会，而每10年会中共高层换届。明年就到了换届之年，很多人按照过去的经验认为，中共高层应该到了年龄的人都换下来。中共内部很多人因为过去十年习近平反腐，对习近平恨之入骨，所以希望他下台滚蛋。但是，过去几年来，习近平逐渐打击了大批政敌，巩固了他的个人地位，好像这次换届变成了别人下台他不下，习近平可能继续占据最高位置，一直坐到他趴下。

　　不少人认为，习近平走上了独裁之路。其实，共产党高层换不换届，都是独裁制度。所谓的换届，其实就是中共的集体领导模式换人延续，而集体领导模式不过是把中共的个人独裁换成了集体领导模式下的高层分权、集体独裁而已。

　　共产党国家的高层权力格局有个人专权和集体领导两种模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在两者之间摆动。这种摆动有明显的规律，在苏联和中国，都是先集体领导，然后个人集权，再集体领导，最后又个人集权。今年6月16日我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SBS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再临接班人之争？》的文章，介绍了共产党国家领导模式在集体领导和个人独裁之间的钟摆式规律。

　　二、个人独裁和集体独裁为何互换？

　　共产党建政初期都是集体领导，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和北朝鲜在50年代初都如此；第二阶段，高层的政治气氛决定了最高领导人容不得对自己的批评，清洗有不同意见的高层成员成为常态，再通过推动个人崇拜，形成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第三阶段，独裁者死后，又重回集体领导；第四阶段，重建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威权。“钟摆”“摆动”时当然会发生权力斗争，但更大程度上这种“摆动”与共产党的统治需要有密切关系。

　　苏共和中共从当政之初的集体领导向个人独裁转变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同时把民众的生活降到最低限度，还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了。这是政治高压最大、经济成本最低的统治模式。

　　从个人独裁到集体领导转变，则是因为个人威权的最高领导者死后出现权力真空，为稳定政局，接班人通常会恢复集体领导模式，让最高层的领导集体分享权力；同时通过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再花钱买政治安定，包括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效忠。这种局面一段时期内似乎可以长期稳定下去，这是共产党政权的一种“高成本统治模式”。

　　集体领导是否再向个人集权转变，其触因是，“花钱买稳定”会消耗当局掌控的经济资源。“高成本统治模式”快要耗尽当局的经济资源时，可能会倒逼集权。集体领导模式之下，通常会有部分高层人员抵制改革，胡赵时代、戈尔巴乔夫时代都是如此；集体领导模式也必然阻止反腐败。这两种抵制的根源都是掌权的利益集团反对不利于自己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因为推动政治改革受阻，就改变苏共的集体领导模式，实行了总统制；习近平因为高层权力斗争爆发，为应付权力斗争而开始集权，又因为反腐败受阻，最后走上了恢复个人集权的道路。

　　三、20大有政变？

　　也有一些看法认为，面对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中共明年的20大会爆发权力斗争；权力斗争的一方自然是习近平，而另一方则是他的诸多政敌。习近平在中共内部的政敌非常多，尤其是他反腐败以后，每打掉一个政敌，都会形成与这个被消灭的政敌关系密切的一个官僚小群体的政治对立。倒掉一个高官，也就是一批原来投靠他的中层官员失去上升的机会。

　　但是，习近平有政敌，并不等于习近平就一定会倒在政敌手里；这些政敌也未必会站出来与习近平杀个你死我活。关键在于，习近平的政敌还有没有活动能力和活动空间。习近平大权在握，这是过去他掌控局面十年的结果。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掌控局面，到底有哪些制度安排，而这样的制度安排对高层权力斗争的发生，是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还是起遏制高层权力斗争的作用？这需要具体分析。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基础是掌控军队和情报部门；而对高层人员的每日管控，则靠最高领导人通过直接掌握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机要局和保健局，来监控其他高层人员。这样的制度安排之下，政治局常委之间，电话被监听，手机不许用，出门有警卫秘书贴身监视。所以，谈到习近平现在有没有权力危机，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政敌，而在于，谁掌控警卫局。

　　1949年以后，中共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秘密政变，就是毛泽东死后的“四人帮”被抓事件，手段是高官警卫抓高官。当年“四人帮”之所以被抓，就是因为毛泽东的亲信、掌管警卫大权的汪东兴投靠了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而华国锋与汪东兴以及掌握军队的叶剑英合谋，搞了这场政变。事后，再在军方西山战备指挥中心开了个政治局会议，会前先讲明，不能一致同意政变结果，就不散会，谁也别想离开。于是，政治局里支持老毛的政治局委员都一致拥护政变了。

　　四、老毛之后中共的“集体领导”

　　抓了“四人帮”，邓小平和陈云等元老就把华国锋和汪东兴等挤下了台，然后集体统治了一段时间。“六四”以后，邓小平和元老们商量，把江泽民拉到北京，当上了名义上的总书记，但江的地位一直捏在邓小平的手里。江泽民政治上比较偏向陈云等元老，“六四”后曾经一度要清算改革。但是，90年代初陈云等几个中共元老病重，江泽民失去了这些元老的支持，不得不向邓小平效忠，支持邓的经济政策。不久邓小平也病重，江泽民直到邓小平病危，才把军队和警卫局的实权重新抓到自己的手里。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共一直实行十年高层大换届的做法，有人认为，形成了制度就不能改变。这种十年大换届的做法背后，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江泽民讲的“闷声大发财”；而“闷声大发财”的背后，其实还有一层规矩，那就是“发财轮流来”，发了财的官员不能永远霸着位置，不然别人就没机会发那么大的财。官员们在官场上混，最大的希望就是等着上面的官到龄换届，自己升上去，终于轮到自己也“闷声大发财”了。

　　之所以当官就能发大财，其背景是90年代的国企“改制”，就是国企私有化。90年代后半期，因为国有企业制度混不下去了，大批国企靠银行贷款支撑，亏损严重，甚至连贷款也还不上了；更严重的是，大批国企垮下来的同时，当时银行系统的四大银行也被国企拖累得要垮下来。如果中共的金融系统崩盘了，中共的统治会在经济上动摇。

　　于是朱镕基就在1997年操盘，推行全国的国企私有化（官称是“改制”）；几年内把大部分国营企业变成了共产党的厂长经理们私有的私营企业，同时把几千万国企职工当作社会包袱，一下子甩掉了。中国的整个经济不再是公有制为主了，计划经济也行不通了，因为计划经济的指挥机器要靠公有制之下的国有企业来执行。于是中共后来把主管计划经济的国家计委也取消了。这样，中共的经济制度就和西方国家开始接近，也以市场经济为主了。但是，这样一件改变老毛创下的经济制度的重大事件，最近中共的第三次历史决议一字不提，原因是其过程既肮脏又黑暗。

　　五、中共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和“两个三十年”

　　中共一向掩盖其历史罪错，这次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对其统治历史又一如既往地采取了掩过饰非、黑白颠倒的做法。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两个三十年”所反映出来的重大历史问题。这“两个三十年”是我提出来的，而中共对此说法非常忌讳。2009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然后法广采访了我，我的观点就被国内广泛传播开来，直到现在还在传播。

　　12年前我指出，从1949年到2009年，中国可以大致被分成两个30年。前30年的主题词是“革命”；后30年的主题词是“改革开放”。如果把前30年和后30年隔离开来，官方媒体所宣传的“成就”似乎顺理成章；但把这前后两个阶段合起来看，结论就不同了。单看后30年，似乎中共“居功甚伟”；再看前30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1949年以前，中国不就是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吗？经过老毛治下天翻地覆的一番大“折腾”，60年后在经济体制上重新回归起点。

　　“改革”的对象并不是“革命”前的体制，而是“革命”后的体制，被“改革”的正是“革命”的所谓成就；而“改革”的成功，恰恰是对“革命”成果的根本否定。因此，“改革”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补过之举。就好比一个管家擅自拆毁了主人的宅邸，而后又重新建造起来，其功何在？

　　前后两个30年的政绩悖论本属一目了然：如果“改革”是辉煌的，则“革命”何功之有？若“革命”不容贬低，“改革”又何来正当性？邓小平强调“不争论”，从根子上讲，其实是因为无法自圆其说，他并不知道该如何摆脱这样的悖论。

　　我的这个说法点到了中共的要害。习近平2013年1月5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说，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30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这就是这次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基调。不管这个历史决议被官方吹得如何天花乱坠，这个决议仍然不过是谎言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