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洪水泛滥　“第三份决议”把池塘水道全堵死

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通篇都像是宣传“正能量”，几乎没有任何否定与批判。（汤森路透）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所谓“第三份历史决议”，也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百年》)。会议结束后五天正式公佈全文，文中将中共党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同样是历史划分，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建国》)则先划分建国前后，建国后再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1956）、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1965）、文革十年（1966-1976）、历史的伟大转折（1977-1981）。两相对照，《建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与文革十年的两阶段，都用极长篇幅仔细分析、检讨毛的错误，但《百年》却只把文革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小段。刻意忽略了毛的错误，当然是因为独尊毛的正统，而重提“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出身论，让身为红二代的习近平获得终身执政的正当性。毕竟毛主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生小辈又怎敢不勉力而为？ 

少了什麽才重要 

　　但矇上眼睛并不代表就不存在，这种刻意省略的方式显出几分诡异。它很像是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笑话：前苏联为吸引东德技工去西伯利亚工作，在广告上加油添醋，美酒、美女、暖气、花园洋房、高级轿车、高薪……。两个工人看了十分心动，约好一人先去，如果一切当真，就用蓝笔写信寄回；如果是假的，信就用红笔写。两个月过了，留在家乡的工人终于收到了信。信上说：“这里真的太爽了，美女多、酒又好喝、配车又配房、薪水还是东德的好几倍！”而且工人还确认，信是用蓝笔写的！但当他打算立刻出发时，却看到信的最后一行写著：“这里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怎麽找，都找不到红笔！” 

　　“找不到”，就是解读中共文件的秘诀。矢板明夫说中共元老曾表示，文件“多出了什麽不重要；少了什麽才重要。肯定了什麽不重要；否定了什麽最重要。”因为文件是各派系角力与妥协的结果，如果文件没出现某派系，就代表它已失势。从《百年》的党史分期看，毛独佔两时期，邓、江、胡合佔一时期，习则自佔一时期。这显示习仍无法乾纲独断，仍然得和江派与团派妥协。而肯定继承邓的江、胡，就连带要肯定邓，但却三人并列，则是用掺水稀释的方式来贬低邓的地位与功绩。但能与邓并列，江、胡高兴都来不及，怎麽可能反对？ 

　　所以如果六中全会是习的正式登基大典，龙椅的三隻脚就分别是江派、团派与红二代，少了任何一隻(或其中两派相结合)都不行。所以《百年》中只能“人人有奖”，而“人人有奖”就是“人人有责任”，但风险平均分担下，又变成“大家都没责任”。而各派系因为不必挑眼前这副重担，当然乐于和稀泥。 

　　而习自佔一时期，看来虽与毛先后辉映。但这不只是证成他的权威，也代表他必须承担未来一切的责任：美中矛盾加剧、国内经济下行、疫情重现且究责压力未解、各国也隐然合围…。在这关键时刻，显然不是只需要对历史教训予以总结与肯定，而不需要分清历史是非。不过眼前这些困境虽然有结构上的必然，但难道没有人为加速的偶然？难道不必批判？但批判不就是挑战习的执政正当性？所以《百年》通篇都像是宣传“正能量”，几乎没有任何否定与批判。 

　　当然，习近平曾说“两个不能否定”，也就是不能用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来相互否定。但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如果不否定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盲动主义，毛泽东如何集中全党力量以打倒国民党？而《建国》如果不否定文革，邓小平又如何把全党导向改革开放？而《百年》如果不批判改革开放为了解放生产力而主张“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不批判这种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因忽略贪婪与慾望的无穷而造成极度贫富不均，那麽“共同富裕”又如何不会重蹈覆辙，而变成直接改变生产关係的劫富济贫？ 

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用掺水稀释的方式来贬低邓的地位与功绩。（汤森路透） 

“历史的意义”已然终结 

　　相较之下，前两份历史决议均直指错误，并在反省中汲取教训。更重要的是，中共能生存与前进，完全得力于路线斗争与历史批判。而这来自列宁，他认为如果没有革命家组成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必然沦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但要扩大党的力量，就得吸收各种菁英，进而产生不同意见。透过“民主集中制”解决矛盾、集中力量，党内可有各种异见，但领导拍板定案后，就不容许不同声音，更不能对外揭露党内矛盾。并经常藉由各种政治运动检视党员与党是否一致，以达成党的自我清洗与更新，而使党能始终代表最为前进的革命力量。

　　批判路线与历史以开展新局，固然是因权力斗争的需要。但还来自于唯物辩证法对历史的独特看待方式：历史进展的动力不来自于外在，而来自于对前一时期内在矛盾的突显，解决之后才能进入新的时期。但矛盾本就是内在与普遍的，所以新的时期当然也有尚待解决的矛盾，只是尚未被突显而已。

　　比如一个天真的孩子一开始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好人”(正)，接著发现“某个人不是好人”(反)，最后结论说“不是每个人都是好人”，或“只有一部份人才是好人”(合)。但这还可以继续，“人是什麽？”“好(善)的标准又是什麽？不同领域中，好(善)的标准一样吗？”“什麽样的人才算好人？特定领域(如知识)中的好(善)，就能够证明他就是好人吗？”而每一个问题都可以继续衍生出无穷尽的讨论，其中所展现的，就是一个立基于自然之上、人文化成的意义世界。而这个世界所呈现的演变与起伏，不正是历史之所在？ 

　　所以正(thesis) ➔反(anti-thesis) ➔合(synthesis)的辩证过程中，“合”绝不是终点，而只是另一个新辩证过程的起点。所以，历史的动力不在于“正”的肯定性(positivity)，而在“反”的否定性(negativity)，“合”也不是高于原先“正”的新肯定性，它反而是“否定的否定”(negation of negation)。所以，否定性不只是历史的动力，更是历史的意义与目的。用辩证法看，历史就是藉由否定性的停驻(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引起不断前行的运动，而不会出现像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无论那是民主或极权。 

　　所以，无论在论理上与实际上，否定性都是中共得以继续前进的动力。但为了使权力定于一尊，《百年》中完全缺乏路线斗争与历史批判，而失去了作为历史动力与目的之否定性。这就像是为了怕洪水泛滥，而把池塘水道全堵死，最后只剩下了一滩死水，充斥著垃圾、动物与昆虫的腐尸与恶臭。如果看起来还隐约有几分光亮，恐怕也只是油污漂浮所折射的幻影……（作者：郑吉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