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评论分析文章：近些年来，针对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彻底撕毁“一国两制”的承诺，并大肆镇压香港民主派力量；针对中共在西藏和新疆针对藏人和维吾尔族人进行的残酷镇压和种族灭绝行为；针对中共持续在国内打压异议人士等等严重迫害人权的行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拟定并实施了各种制裁措施。这些制裁措施当然有助于压制中共的倒行逆施，但我们也必须客观地指出，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的制裁基本上以限制中共高级官员的入境和旅行自由，以及与他们相关的盈利行为为主，这样的制裁对于那些本来就没有打算到西方国家旅行的中共高级官员来说，实际威吓作用并不大；至于经济上的损失，对那些可以在中国国内肆无忌惮地贪污国有财产的官员来说，也是九牛一毛。总体来看，以上这些制裁还没有达到真正打击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目的。因此，寻找新的、更有力的制裁方式，是国际社会抵制中共的联合行动中必须去思考的紧迫问题。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我认为，中共早就已经不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凝聚力的理念型政党，能够维系这个统治集团的唯一力量就是财富。中共官员最在乎的，是他们在任内能够敛聚多少财产，以及更重要的，如何能够保护他们的这些财产，也就是既得利益。因此，最有力的制裁方式，应当从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的财产入手。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前所长贾康曾经在2019年8月3日转发过一则信息，称瑞士银行在2019年4月17日公布的资料显示，有上百位中国人在瑞银的存款高达7.8兆人民币，平均每人存款780亿人民币。我们当然没有证据确定这些巨额财富的拥有者是哪些具体个人，但他们中大多为中共贪官显然是合理的猜测。而维基解密披露的信息，可以作为进一步的佐证。根据维基解密的报告，中共高官在瑞银大约有五千个账户，其中将近百分之七十是中央级的官员拥有。我认为，这笔中共高官在海外的巨额存款，就应当成为西方国家制裁中国的新的选项之一。
我们知道，瑞士联邦税务管理局（FTA）依照《信息自动交换条例》，今年已经与96个国家交换了财务账户资讯，并已经向缔约国提供了约330万个银行账户的财务资讯。作为交换，条约成员国也向瑞士提供了约210万个银行账户的财务数据。这个《信息自动交换条例》是一个全球性标准框架，中国在2017年就已经加入了瑞士的银行账户财务信息共享框架。中国当初加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澳门的赌场进行监管，掌握中国的权贵集团利用澳门赌场洗钱的管道，最终的目的当然还是用于党内斗争。但鉴于中国已经是这个框架的成员国就应当履行相关的义务，因此如何通过西方国家的合作，通过类似瑞士银行这样的信息交换框架系统掌握中共高官在海外的财产状况，并在合适的时机公布出来，甚至冻结与人权侵犯行为相关的中共官员的海外资产，就是更加有力的制裁手段。那些视钱如命的中共官员，考虑到自己的海外财产的安全，必会有所顾忌。这比限制他们到西方国家旅行，更会震慑到他们。
此外，中国老百姓虽然迫于当局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不敢反抗，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中共高官的海外巨额财产被公布出来；当这样的真相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老百姓心中的不满即使不敢表达出来，也一定会在心中逐渐积累，积累到一定时刻，就会转化为推动中国变局的力量。因此我认为，西方国家在未来的制裁清单中，应当认真考虑这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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