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孩妈妈，我们目前知道的

“冷吗？”

“不冷。”穿着粉色单衣的她说道。

“我给你拿个衣服穿上吧。”

“嗯。”她点点头。

“咱有爱心人士捐助的衣服，我给你拿一件。你这饭凉了吗？”

“我跟你说话能听懂吧？”

她摇了摇头，突然看向另一边墙角，连珠炮式地说出一串话。

我们无从得知她说了什么。在这条抖音视频的最后，博主问：

“这个天气，这个大姐经历了什么？我们的爱心到哪里去了？”

在接下来的20天内，这将成为我们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但直到今天，我们仍没有答案。

如果你关心这位困于徐州丰县的大姐，想知道更多却苦于无法理清所有细节，此文是为你所写。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位大姐是谁、为何会生育八个孩子、为何被囚禁于此。目前我们获得的，只是一些零散的事实碎片。

禁锢 (PublicDomainPictures via Pixabay)

“不存在拐卖行为”

1月28日，也就是视频发布的当天，丰县县委宣传部就发布了一则情况说明，称视频中的女子为杨某侠，她与董某民在1998年8月于丰县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此外，根据邻居和家人反映，这位视频中的大姐经常殴打孩子与老人；根据诊断，她患有精神疾病。

两天后，丰县调查组发布了第二则通报，再次强调这位大姐并不是被拐卖而来，而是在1998年6月乞讨时被董某民的父亲所收留，此后于董家居住。这一时间与第一次通报中领证成婚的时间仅仅隔了两个月**。**通报还称，这位大姐被锁是因为去年6月以来病情加重，经常摔打东西、殴打家人。

第二则通报解释了杨某侠这一名字是董某民所取，还表示在两人办理结婚登记时，工作人员没有对身份进行严格核实。

小花梅

既然杨某侠这一名字是董某民所取，那么大姐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在2月7日的第三份通报中，徐州市委调查组称这位大姐的原名是小花梅。小花梅原是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原来嫁到云南省保山市，在1996年离婚后回到亚古村，当时已经出现言语行为反常。

此后，小花梅被同村桑某妞带至江苏治病。调查组并没有披露江苏之行的时间，只是表示在到达江苏后小花梅走丢，且当时同行的桑某妞没有报警。警方称，桑某妞是受小花梅母亲所托，带小花梅来江苏治病并找个好人家嫁了。这也是桑某妞的人生路径——她来自亚古村，也已嫁至江苏。而既然是受家人委托，也就不存在拐卖行为。

警方是如何确定小花梅即是杨某侠，即是视频中的大姐？通报中称是“通过查阅户籍底册，组织亚谷村村干部及村民比对照片、口音”。

调查组还称，确认了八个孩子与董某民、杨某侠符合生物学亲子关系。

不存在拐卖这一结论在第四份通报中被推翻。在2月10日这则通报中，调查组称桑某妞涉嫌拐卖妇女罪，董某民则涉嫌非法拘禁罪。但调查组仍称杨某侠就是小花梅，结论根基是杨某侠、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光某英、小花梅母亲生前遗物这三者DNA的检验比对。

游客在云南福贡观看民间艺人表演怒族歌舞 (中国日报网)

八孩母亲是小花梅吗？

我们暂停一下。四份通报中，最重要的结论是视频中的大姐、杨某侠、小花梅是同一人。视频中大姐是杨某侠，因为这是大姐丈夫董某民给她取的名字。杨某侠、即视频中的大姐是小花梅，这是根据杨某侠与小花梅亲人之间的DNA比对结果以及亚古村村民的辨认。

网友们和几位前调查记者的求证指向了相反的结论。根据我们目前所知的事实碎片，大姐可能既不是小花梅，也不是杨某侠。甚至，小花梅与杨某侠可能也没有关系。换句话说，视频中的大姐、小花梅、杨某侠可能代表两个，甚至三个不同的女性。

第三则官方通报后，前记者铁木、马萨前往亚古村探查。两位记者将视频中的大姐向村民展示，其中村民木娜无法认出视频中是小花梅，而邻近南安建村村干部刘秀珍认为视频中大姐的口音不是本地口音，仅仅只有一位喝了酒的木匠桑开益称视频中大姐脸型与小花梅相似，但这很快遭到了他身旁女人的反驳。

两位记者还将视频向小花梅的亲人们展示。小花梅的同母异父妹妹光某英说认不出视频中的是姐姐，但她坦诚自己与姐姐交集不多，记不得姐姐的样子。她说自己未被警方告知DNA检测结果，并问记者能否去看DNA报告。此外，小花梅的舅舅李永元、李永元之侄桑碧生都无法认出视频中的是小花梅。

两位记者的探访证实了小花梅的存在。只是，绝大多数村民与小花梅的亲属都不认为视频中的八孩母亲是小花梅。但由于无法从可靠渠道获取小花梅的照片，以及时间间隔久远，我们只能说八孩母亲可能不是小花梅。

八孩母亲是杨某侠吗？

2月15日，前《凤凰周刊》调查记者邓飞在微博上发出杨某侠与董某民的结婚证照片。邓飞称这些照片是网友发来，他已将照片报送徐州调查组。这张结婚证有诸多疑点：其发证日期1998年8月2日是一个周日，证件上没有二人的身份证号、结婚证没有编号。此外，证件上两人的照片不是合影，而是两张图片拼接而成。最后，证上的“杨”字写错，写成了“扬”。

杨某侠与董某民的结婚证照片 (微博 @邓飞)

这些明显的错误不代表这些证件照片没有价值，只是我们不能确定这份证件是如何被生产出的。如邓飞所分析的那样，这甚至可能是八孩母亲成为舆论热点后有好事者刻意伪造的假图。不过，这也可能是董某民找人伪造，或者是当年乡镇干部粗制滥造的结果。三种猜测中，最后一种印证第二次官方通报中，“在办理结婚登记时，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未对其身份信息进行严格核实”的细节。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采信证件上杨某侠的出生日期，1969年6月6日。如果我们认为杨某侠真是69年生人，那她已经52岁。很难相信视频中的妈妈已经如此高龄，也很难相信她在将近50岁的高龄连续生育，因此视频中的妈妈可能和杨某侠并非同一人。

以上的分析是基于我们采信杨某侠的出生日期。这张证件纰漏颇多，如果这一出生日期为假，以上的推断都不能成立。所以我们只能说，八孩母亲可能不是杨某侠。

小花梅是杨某侠吗？

两位前调查记者铁木和马萨在亚古村探访时，向小花梅的亲人们询问了小花梅的年龄。其中，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光某英说自己是1988年出生，姐姐比自己大9岁。小花梅的表弟表示自己是1980年生人，小花梅比自己大两三岁。交叉印证，小花梅可能是1978年左右出生。

但如果我们采信杨某侠是1969年出生，这中间就出现了将近十年的年龄断层。因此，小花梅与杨某侠可能也不是同一人。

再次强调，这些推断不是无懈可击，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村民们的回忆准确、杨某侠的出生年份确实如证上所写，是1969年。但如果这些前提条件是正确的，其结论让人不寒而栗。仅仅是一个视频，一位妈妈，却牵扯出了八孩妈妈、杨某侠与小花梅这三个身份，而这三个身份背后可能有两个、甚至三个女性。

如涉嫌拐卖，结婚是如何办的？

官方通报中曾称，杨董二人登记结婚时，工作人员未对身份信息进行仔细核实。与此同时，亦真亦假的结婚证也成为了焦点问题。如果涉嫌拐卖，结婚登记是如何办成的？

《南方周末》20年前的文章《北京女孩被拐六年》中记述了一位被拐至河北省高碑店市肖官营乡的初中女孩张小丫（化名）。小丫年方十四，村支书却送来了一份叫“刘小红”的户口底卡。户口本中写着刘小红是高碑店人，1974年出生。这意味着刘小红的年龄在当时是二十多岁，比小丫大了七岁左右。不仅是户口本，小丫甚至还有了结婚证、生育指标和土地。

后来经过调查，高碑店当地的户籍管理一直混乱，全市一人有两个户口本的现象并不罕见。与此同时，该市的户口底卡曾在1997年丢失了一半，而那张叫做“刘小红”的底卡正在丢失之列。至于民警签字和盖章，只是例行公事。小丫的身份便这样被合法化了。

八孩母亲是李莹吗？

在公益网站宝贝回家寻子网的数据库上，有网友发现一名叫做李莹的走失女生与视频中的妈妈相貌接近。李莹是在四川省南充市走失，当时她才只有六年级。根据宝贝回家寻子网上的照片与描述，李莹近视、嘴角一小痣、双眼皮、头发浓密，而这些似乎也是视频中八孩母亲的样貌特征。

八孩母亲（左）与走失女孩李莹（右）的照片比对 (微博 @自由的蓝色鸢尾)

如果没有这条让所有人揪心的抖音视频，微博网友 @自由的蓝色鸢尾 刷微博可能只是为了用来关注自己偶像杨幂的动态。但现在她坐不住了。她说自己父亲是李莹父亲的战友，并称李莹的父亲李大忠已经去世多年，李莹是其独女。她希望公安部刑侦局能够再做一次鉴定，比较八孩母亲与李莹叔叔李大成的DNA，确认八孩母亲是否是李莹。

根据邓飞的说法，他曾将八孩母亲的照片和李莹的照片送至某市打拐办做人脸比对，结果没有比对上。另外根据第二次官方通报，公安机关曾将杨某侠DNA录入数据库，但并未匹配到任何亲缘信息。但 @自由的蓝色鸢尾 认为，当年入库的DNA样本可能并不是视频中八孩妈妈的真实样，因此请求重新比对。

邓飞称自己曾打电话给 @自由的蓝色鸢尾，问她如果最后检测结果显示八孩母亲不是李莹，怎么办？

“如果她真的不是李莹，没有人会胡搅蛮缠。”她说。

在丰县，这样的拐卖与成婚是否是个例？

根据财新在2月8日的报道，拍下八孩母亲的那位抖音博主还发布过另一个视频。视频中，一位中年女子卧在地上，裹着被子，不能言语且生活不能自理。财新调查认为，视频中的女子名字是钟某仙。村里人称她与八孩母亲大概是同一时期来到丰县董集村。村民说钟某仙曾遭受丈夫虐待，甚至吊起来殴打。

钟某仙丈夫曾直言不讳地说钟某仙是花一千多元买来的，此后村里又罚了一千多元。更讽刺的是，钟某仙看到董家在直播中获得大量捐赠之后，就联系了同一个抖音博主来家里拍摄惨状。

当然，没有证据认为钟某仙与小花梅、杨某侠有任何关系。财新的采访只能通过微信与电话完成。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可以查询到两起民事诉讼判例。两起都是丰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受理的离婚纠纷，都是原告在被拐卖至丰县后被迫同居成婚，而她们的离婚请求都被驳回。法院判词写道，“双方因家庭琐事偶有争执在所难免”、“双方还是有和好的可能”，因此离婚不予支持。

妇女拐卖为何频频发生？

我们回到小花梅所在的云南省福贡县。根据县公安局的记录，从1988年到2009年，总共有4005名妇女外流，其中被拐卖外流的多达1750人。

“先生制造”采访了研究妇女婚迁的学者陈业强。陈业强曾多次于福贡县傈僳族村落中做田野调查，他说当地家庭不少是因为经济贫困且欠有外债，为了改善条件而将女孩嫁到东部沿海地区换取彩礼，这相当于是一种用女方的身体换取男方经济条件的交易。女性在嫁到东部沿海地区之前，大多不了解男方家庭情况。男性会将家庭条件包装的很好，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女方并不一定了解实情，嫁过去后后悔已晚。

不过，这其中不止有半推半就的“嫁”，也有些是为了获利的拐卖。**陈业强认为，拐卖和婚迁的根本原因是计划生育导致性别比例失调，远远超出了正常男女比范围。**但随着时代改变，偏远村落开始向自由恋爱转变，嫁到东部的女性也越来越少。

对于计划生育与性别比例失调，这里再做一点注解。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自1980年以来，中国新生儿男女比快速上升。在1982年，中国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对应就会出生108.5名男婴。然而，这一数值在2005年上升到了118.6。随着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出生人口男女比开始下降，至2017年降至111.9。在没有任何干预措施的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区间是103至107。

而根据徐州市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丰县在2020年的人口性别比是100.58，不但低于徐州全市，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5.7。

理解丰县事件为什么如此艰难？

八孩妈妈的抖音视频已经发布20日有余，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解析这一事件困难重重。为什么？

诚然，前三次的官方通报称拐卖行为不存在，而最后一次通报则称桑某妞涉嫌拐卖妇女罪，这一出入让人困惑。但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机构媒体的帮助。

此次事件中，机构媒体的缺位是刺眼的。根据刘万永老师的统计，截至2月15日，仅有红网、法制日报、广西新闻网、财新发表了评论文章。此外，财新还发布了多篇报道，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了丰县法院多次驳回被拐妇女诉离婚案。就这些了。

不能说媒体不愿努力。有媒体试图前往丰县采访，但因为“疫情管控”而无法进村。如上文提到的，财新的报道也只能通过电话、微信采访完成。

机构媒体在热点事件中完全缺位并非首次，当然，也极有可能不是最后一次。在成都49中事件后，方可成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

“成都49中的案例体现了机构媒体的凋敝，也展现了‘媒体没有表现’之后的后果。在机构媒体发达的年代，它们可以充当民意和权力之间的中介，一方面代表民意去追问，另一方面也用专业的操作方法去调查和说明……在缺失了媒体作为中介充当缓冲之后，就只能发生这样直接而剧烈的冲撞，让虚假的信息和激烈的情绪获得更大的舞台。”

仅有四份官方公告，没有媒体解读，网友们只有借助事实碎片拼凑。探求真相有一个过程，信息有出入也在所难免，而信息每错位一次便是一次反转。一片混乱之余，还有自媒体数着徐州迎来的是第几波“精彩大戏”。

但这既不是一场“大戏”，更不能说是精彩。这是一场完全的悲剧，它关乎八孩妈妈、小花梅、杨某侠，更是关乎无数其她女性，那些不能发声、不敢发声、没有机会发声的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