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了丰县事件 带来的觉醒

昨天下午，在早春的峭寒中，我去和一位朋友会面。他大学刚毕业，来上海既是会友，也意在探寻自己未来的方向。地点是我选的，本来只是想找个对彼此都方便的地方，但后来想想，那家书店的名字“神兽之间”倒也刚好契合我们对谈的话题：人的境况。

这次事发后，2007年上映的电影《盲山》因为揭示妇女被拐卖后的悲惨遭遇而腾于众口，还有人挖出唐宁、徐冬梅1988年的报告文学《黑色漩涡》，开篇就引用当时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的说法，谈到那些年拐卖妇女犹如一股黑色漩涡，而“江苏徐州就是这股黑色漩涡的中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在当初问世时，都不曾引发这么大的公众关注。

因此，在我看来，公众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所基于的社会结构和群体心理，至少和事件本身一样重要。

虽然丰县事件中那位女性的境遇格外令人震惊，但事实是，拐卖妇女并不是新鲜事，抨击农村社会愚昧也是老话题，为什么这一次不一样？

听到这里，那位朋友沉默了一下说：“这可能对你不是新鲜事，但对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冲击真是震撼性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甚至不能想象现在竟然还有这样的事——为什么啊？这都2022年了。”

他给我看了一篇《目睹了丰县事件，一个上海女孩决定醒过来》，文中那个女孩Shelli从小生于富足又幸福的家庭，“一直被社会优待，从未被社会毒打”，

所以，当丰县“铁链妈妈”的故事迎面袭来，对她造成的冲击就可想而知了。她以前连家暴都没有概念，一下子见到这种事，她感觉价值观完全被颠覆了。她的心灵家园，被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摧毁了。

以前，这最多是影视作品或传说中的事件，又或是在“过去那个年代”，和自己的生活是有距离的，但现在却赫然发现近在咫尺，就在自己身边，甚至可能降临到自己头上。

这种迫在眉睫的真实感所唤起的恐惧感是震撼性的，“岁月静好”已地动山摇。她想知道这都是为什么。

这很好地帮助我理解了一点：一个事件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激发什么样的公众反应。

年少时读到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我不时会感到困惑：这些案子其实并不复杂，为什么竟会轰动一时，甚至推动社会进程发生改变？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关键之处并不在于案情本身如何曲折离奇，而在于社会各方力量通过这一事件展开博弈，是它们“找上”了案子。

从这一意义上说，丰县事件是当下社会心态的试纸和路标，在未来回顾时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到，这标志着全社会的权利意识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尽管有人讽刺说，很多城市中产女性这次“反应过度”，毕竟“中国仍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还有人说，事件所激发的不同反应表明了中国社会的折迭与撕裂，以至于在当地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城里人”已感到完全不可思议，但事实是：此事之所以激发那么大反响，很大原因之一正在于这种强烈的反差。

在一个相对同质化、人们默认这些为“现实”的年代，这是难以引发震撼的，那不过是生活常态。我那位朋友也说，他小时候在江西老家，大人们有时会开玩笑说：“你不好好读书，将来没钱讨老婆，就只能买个贵州女人了。”那时没人觉得这话有什么不妥，现在回想起来才感受到其中隐含的残酷。

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生还者，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在自传体小说《元素周期表》回忆自己这一家犹太人在战前的太平岁月时说，“无知让我们活下去，像你在登山，你的绳子磨损得快断了，但你不知道，还觉得很安全。”

他意识到，当无法制止恶的时候，普通人的善良是有代价的：

我承认我们都非生来勇敢。一个世界充满像他那样诚实而不防御的人，可以令人忍受，但这不是真的世界。在真正的世界里，存在着手执武器的人，他们建造奥斯维辛，而那些诚实而不防御的人为他们铺路。

有更多人意识到“这有什么地方不对”当然是好的，毕竟人的觉醒是关键的第一步。至于他们的理解和认识在细节上的分歧，那是次要的，没必要为他们规定一个标准答案（在当下也没有），只要不断关注、反思，每个人可以去为自己找寻答案。

现在，还有人想要做更多，我的另一位年轻朋友正在征集各地志愿者和爱心人士前往徐州，旨在解救并妥善安置被拐女性，与之访谈并帮助其回忆惨痛经历，并调查周边地区广泛存在的同类状况，推动制定解决方案。有意者可以扫描上面的微信二维码联系发起人卢先生。

我本人不会因此去徐州，但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这种自发自愿的民间力量，意味着人们不愿意再接受原有的现实了。不管它在当地、在长久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如果它有损于人的尊严，那现在是时候对它说不了。

我想起但丁《神曲·地狱》中，当尤利西斯开始最后一次航行时，他对船员们所说的话：

你们要考虑你们的起源，
你们生而为人，
并非就像禽兽般活着，
一无所成，
而是要追求知识与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