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春节之前就写了《若没有舆论关注，拴狗链的八娃妈命运如何》，只是被早早删了，而整个春节期间我几乎一天一篇跟进，屡发屡删，屡删屡发。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董某民涉嫌非法拘禁、强奸、虐待，我就分析铁链女是被拐卖来的，甚至我预感到当地不可能客观公正地处理这个事情，继而导致公信力丧失。当时还有一些人在后台骂我，说我大过年的传播负能量，骂我公知，骂我汉奸，可是，事实证明我当初的判段基本上都应验了。
拐卖妇女，虽然被称为古老的犯罪，却没能杜绝，甚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愈演愈烈。现在研究很多拐卖妇女的案例，基本上都是从云贵川等地区往江苏山东等地拐，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给犯罪可乘之机，另一方面也是拜计划生育导致的畸形男女比例所赐。有资料显示，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的新生儿性别比就超过正常的上限107，然后一路向上，九十年代攀升到110以上，在2004年更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121.18。
也就是说，2004年中国每出生100个女婴，就出生121个男婴。那年徐州的比例是多少呢？126.98！丰县是多少呢？135.06！严重偏离正常值。所以在《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这本书中记载，从1986年到1989年，有近48100名女子从云南、四川、贵州被拐卖到徐州六县。为什么？因为正常的婚恋市场没法满足那么多单身男性的需求，要靠收买拐卖女性解决繁衍后代问题，而重男轻女的情节又干预自然生育，造成男性越来越多的恶循环。
这种犯罪把女性完全物化，认为人口是可以买卖的，甚至从需求上进行合法化。卖方说把女子“带去找个好人家嫁了”，说自己只是跨省婚姻中介，买的而一方说就是好心收留了女子，或者只是花钱买了个媳妇，根本没意识到是犯罪。所以当解救被拐妇女的时候，他们才会气势汹汹地认为，花钱买了媳妇，不给钱就不能走。当地的村民自治组织、乡镇干部，乃至县领导，敢与这种地方宗族势力抗衡，就很难再开展工作。于是，在一些落后地区，这种早该杜绝的犯罪行为变成了睁只眼闭只眼的“习惯”。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生育的放开，尤其是社会治理的加强，这样的犯罪会逐渐减少，并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都危害性而成为打击对象。但最新披露出来的一些拐卖犯罪仍深深刺痛了社会的神经，尤其在大国崛起背景下、冬奥如火如荼进行时，这样的负面传播会令庙堂之上非常尴尬。随着省级调查组的成立，这起久拖不决的公案或许会有新的进展。
这两天，有律师发起修法的建议，认为现行刑法中“收买”、“拐卖”两种行为的刑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十分显著的轻微于拐卖妇女、儿童罪，这种显著轻微的程度已经大大超出合理的范围。建议对《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做出修改，显著提高有期徒刑刑期的下限及上限，删除“减轻处罚”。就是要通过加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避免“立法上的一条缝，变成司法上的一扇门”。我表示赞同，并签了联署。
我一直在想，既然杜绝拐卖妇女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的共识，那是否可以借此机会，形成全国性的打拐行动，把这种犯罪真正消灭呢。它不像杀人、强奸、盗窃这种完全根植于人性的自然犯罪，而是具有社会起因，有市场需求，有传播性发展的一种群体性犯罪，并且在地域上也有迹可循。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借鉴消灭新冠的方式，对拐卖妇女罪零容忍呢？
众所周知，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国外哀鸿遍野，很多国家已经放弃了抵抗，任由病毒蔓延，而中国却是一枝独秀，把疫情防控做到了极致，至少目前实现了社会面的基本清零。哪里有疫情，哪里就全部动员，严防死守，在最短时间内把疫情控制住，真正做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春节前杭州疫情突如其来，很多公务员放弃休假，轮番上阵，春节后就实现了去星。同样，疫情严重的北京也实现了去星。
那么，这种中国经验是什么呢？首先是政治上高度动员，中国的社会动员能力是最强的，一声令下，说戴口罩就戴口罩，说居家就居家，说核酸就核酸，说疫苗就疫苗，不像西方一盘散沙。打拐也需要一场全社会会的动员，提到政治高度，形成一种拐卖妇女儿童人人喊打的局面。其次，要实行网格化管理，就是把政策、命令、规章、制度具体化，技术化，下沉到基层，体现在社会治理的最底层，比如针对拐卖人口犯罪，户口登记要核查什么，婚姻登记要核查什么，公安日常管理要注意和防范什么，把一切漏洞都堵住，出了问题就像疫情追责一样，就地免职，看谁能不重视；再次，要建立检查病毒一样的科学筛选的机制，建议妇女儿童的DNA数据库，几十亿人次的核酸和几十亿人次的疫苗接种都能实现，十四亿人次的DNA数据库能不能建立，就看有没有政治性指标，凡是不采集DNA的不让上学不让坐车不让进商场不让返乡会怎么样？核酸筛查的准确率不高，疫苗的防护率也不高，他们都低于有生物指纹之称的DNA，近乎百分之百！不做核酸可以让一个公民寸步难行，采集DNA其实也可以。试想，一个被采集了DNA的人，如果被拐，她到异地上户口要看DNA，办身份证要看DNA，结婚要看DNA，就跟查绿码一样频繁，她还怎么被拐成功？到哪里可以落户？哪个地方官员敢用自己政治前途去保护罪犯？
以上说的，只是假设，我们像防范新冠病毒一样应对拐卖妇女儿童，那会怎么样。无形的病毒都无处遁形了，比病毒更明显的拐卖犯罪还怎么藏？关键还是看是不是动真格。我相信在中国，真的像防疫一样动真格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世界性的难题都解决了，还担心拐卖这种低级犯罪？比它狡猾的病毒都收拾得服服帖帖，对这种低智商的犯罪会没辙？主要是我们的官僚系统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一旦上面像消灭新冠一样下了死命令并与政治前途捆绑，哪还有什么锁链女？被锁的估计是人贩子。
千万不要调查组轰轰烈烈成立了，到时候出个通告，罚酒三杯，要解决，就从根子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共产党怕就怕认真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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