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号文件宣告：中国面临巨大灾难与危机

2022年2月22日星期二，在这个最“二”的日子里，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了。一号文件是中共每年发布的第一份中央文件，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问题每年的第一份政策性指导文件，已成中共惯例。

那么今年中共发布的一号文件到底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中国当下农村遇到了怎样的大问题？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共二十大以后看待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趋势是什么？

自媒体时评人江峰先生就以上问题，在《江峰漫谈》节目里做出了分析评论。

实质上中国农村是中共篡夺政之后牺牲最大的地区，农民是最为悲惨的广大群体。为什么一号文件代表了中共的农村问题指导文件？每年的第一号？咱们带着问题带着思考来看看，今年中共发布的一号文件到底与往年有什么不同，看看中国当下农村遇到了怎样的大问题，也分析一下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在二十大以后看待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基本趋势。

先说为什么一号文件成了中央关于农村问题意见的代名词。这个事情要从中共搞“土地革命”说起。中共在近现代史上发起的“土地革命”总共有三次，分别在1941年、1947年和1950年。

简单说，1941年“土改”是为了抢地盘，借用日本侵华，国民政府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权弱化的机会，搞所谓解放区土改、发展扩大中共根据地。

1947年“土改”是为了抢兵员，目的是为了打赢国共内战。分到土地的农民支持中共打内战，原因很简单，如果中共在内战中失败，这些农民不仅要失去土地，还要搭上性命。为什么？因为他们把同村甚至同族的地主斗死、分他们的家产了，这在任何正常人来看都知道是死罪，害怕被清算。

中共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土改”不够暴力血腥，就不能达到逼农民交“投名状”死心塌地为中共卖命的目的，因此当时中共反对只分土地而不死人的和平土改。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绝对不能搞简单的烧掉地契，拿个尺子就完成的土改，毛泽东主张组织农民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所以中共那个“土改”特别残酷。

大家知道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很有名，现在大陆主战飞机歼16就是它生产的。中共刚建政的时候，沈阳飞机厂叫做国营112厂，是日本满洲飞机制造留下来的老底子。中共空军第一代歼击机歼5就是它生产的。这个112厂的老厂长是个老革命，叫牛荫冠，家里很有钱，他爸爸在山西是有名的抗日爱国士绅，供养牛荫冠1930年代去北平读清华大学。牛荫冠并不本分，到了清华大学当上了地下党，是清华大学的地下党书记。后来牛荫冠回到山西，跟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一起搞“土改”，1947年，这个“土改”就搞到了自己的父亲牛友兰身上了。

当时暴力“土改”，分到土地的农村混混，用铁丝把牛友兰的鼻子穿过去绑上绳子，然后牛荫冠亲手牵着绳子，牵着这位抗日英雄、供养他读书的亲爸爸去游街。牛友兰后来绝食身亡。这就是残酷的“土改”。

1950年开始的“土改”，是中共建政后三大政治运动的根本，借中国农民之手，把全国的土地全部从所谓的地主手里抢走，完成农村意识形态控制。我们说，第一次是抢地盘，第二次是抢兵员，这一次呢？是帮助中共完成在中国农村建立细微到村的地方政权，也就是村村都有党支部。于是中共的一个指示，就可以深入影响到偏远山区的每一家农户。

有了这个深厚的基层社会控制权，中共很快变脸，搞“集体合作”，搞公有制，把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农村土地又收归共有了。你说多狠吧。

既然说到中国农村，在这里要稍微说一下。即便到了这几年，中国大陆还兴一种游戏叫“斗地主”。人们在游戏中不知觉地重复着中共制造的血腥罪恶。“地富反坏右”黑五类里地主排在第一，什么刘文彩呀、黄世仁呀，被中共彻底妖魔化。

但是这就纳闷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很多都来自地主家庭，很简单呀，没有钱，他们哪里能够有条件去城里读书，甚至留洋去接受大胡子马克思的主义呢？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说，他父亲当过兵见过世面，攒钱买地发家当了财主。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刘少奇传》说得更清楚，刘少奇爷爷很穷，靠着勤奋能干、善于管理，成为了地主。而邓小平邓家的历史，邓小平的爷爷很穷，也是慢慢积攒财富，到邓小平父亲的时候成了四川广安县的一个望族地主。

所以中共领导人非常清楚，地主富农绝非妖魔，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富裕人家，大部分人的发家过程比较干净，不会横行乡里，也不勾结官府。爷爷那辈子是穷人，只要勤劳，不抽大烟不赌博，到了爸爸这里就已经能积累财富和土地，阶级分化很不明显，因为中国农村传统上是靠亲族关系、邻里关系构成的。

就算中共要搞“土改”，也完全可以和平进行，为什么会像牛荫冠那样牵着父亲鼻子的残酷呢？因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与中共抢夺地盘、抢夺兵员的实用政策结合起来了。当时延安鲁艺编出了白毛女的戏剧，每次在部队打仗之前去演出做动员，很多演出现场都要先把战士们的枪收起来，因为已经发生多次战士愤怒开枪打伤台上演黄世仁的演员了。

中国农村几千年，中共一来，把地主妖魔化，让农村秩序彻底打乱，让淳朴自然的秩序变成阶级仇恨，地主没有了经济基础，斗不过中共了，贫农没有了文化和见识，被中共谎言骗得麦地里跑。整个农村没有了秩序，只能任由党支部建立“新秩序”。所以什么“社会主义新农村”呀，中共的基层支部就可以主宰农民的生活；整个农村在阶级斗争中丧失了宗亲联系，背弃了道德，只能听从马列毛泽东思想这些跟插秧养牛羊鸡没有一毛钱关系的精神灌输。

从中共制造的地主阶级、制造农村仇恨、毁灭农村秩序，就能看透了，就能理解中央一号文件的本质了。

中共一号文件定位农村问题始于1982年土地政策变革

一号文件成为农村问题文件的代名词，源于1982年。中共要从“文革”和毛时代错误造成的巨大社会困局中走出来，寻找能继续生存下去的途径，让经济问题归正，土地问题必须解决，但是又很难绕过去。不改革土地问题，经济没有活力；归正土地问题，是不是就要对中共搞的“土地革命”进行彻底否决呢？你杀了几千万“地富反坏右”不得清算么？

1982年就有一个契机，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率先进行包产到户。

那根本不是中央的土地政策，正相反，是中国农民活不下去了，为了对抗中共现行土地政策而冒死进行的土地用途的变革。这就成了契机，中共与农民达成了一个默契，“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共拥有土地不生产财富会穷死，农民没有土地会饿死，包产到户绕过了土地所有权问题，个人在公有制土地上耕作，老百姓活了，同时老百姓的勤奋把中共也养活了。

城市的房地产所有权问题，其实也是这么从农村土地政策上发展而来，老百姓花钱买一个房子的使用权，七十年，土地还是国家的，理论上说七十年以后换一个中共领袖突然要收回房子，全体中国城市业主顿时片瓦无存。严格地说这还是符合中共“消灭私有制”的初心的，邓小平并没有偏离马列的共产路线。

从“农业生产责任制”，农村发展问题的理论探讨连续进行了五年，自1982年至1986年每年都是第一号文件，被称为“五个一号文件”。所以一号文件成为中央关于农村问题意见的代名词，并不意味着中央对于农村问题的高度重视，正相反，中共一直在摧残中国农村，一直在自己七十年执政中，不断牺牲经三次“土改”被剥夺了经济和道德力量的中国农民。

之所以成为一号文件，是从1981年开始，伴随农村土地问题，中共开始了自己生死攸关的制度探讨，形成了自欺欺人的一套新的实用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至此我算是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

一号文件主题内容自习近平上台后从务实走向务虚

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共这个最新的一号文件跟往年有什么不同。

从2004年至2021年，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都是中共一号文件的主题，但每年都可以看出不同。我们给一个大概的观察：只是从题目上就可以注意到，2004年是农民增加收入问题；2005年农业生产能力问题；直到2012年，都是围绕农民收入、农业生产，甚至农业水利、农业科技等实质性技术问题展开的。到2013年突然画风就变了：变成增加农村活力；2014年深化改革；2015年加大改革；2016年全面小康，一直到2021年。

看出端倪来了么？从原来的务实、关注具体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空话套话，而这种变化就发生在中共十八大习近平2013年全面掌权之后。所以说，中央的农村政策迅速走向了务虚和政治需求、政治口号第一的方向。

2022年一号文件宣告：中国大陆面临巨大民生灾难与政治危机

那么今年的农村政策方向与往年有了什么不同呢？ 文件首先指出：“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

去年一号文件最大的篇幅就在宣传脱贫、巩固脱贫，虽然也提到了粮食安全问题，却说要稳步保障。看看今年的口气：要牢牢守住底线。显然粮食安全出了大问题，要爆发了、要崩溃了，才会有牢牢守住这样的表达出现。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信号，可以说是民生上的重大信号。

第二个呢，就是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返贫的底线。也就是说，返贫已经是常态，现在要守住的是“规模性返贫”，比如鲁西南几个县，甚至贵州省全省返贫，这就叫做“规模性返贫”。这个一旦发生，那就是政治上的重大信号。

这句话你认真读就会发现，2022年到2023年，中国大陆面临著巨大的民生与政治灾难！

粮食问题，因为中共各级部门一直没有真实数据拿出来，但是过往两年的疫情与自然灾害，早已超过正常社会的承受，中共农业粮食严重依赖进口，又因为世界秩序的混乱，物流的无序，非常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触发大规模粮食危机。从一号文件的措辞来看，从中共历来都严格封锁负面信息的习惯来看，这一次绝对非同小可。

而全面返贫，意味着中共谎言体系性崩塌，因此带来习近平个人政治威信以及在整个脱贫工程中受益、撒谎获得政治资本的官僚体系，一定会受到重击，甚至面临被政治对手的追责清算。因为中国农村脱贫问题涉及面太广，一旦政治动荡，规模也要远远大于一场行业性，如金融、能源，或区域性，如山西、内蒙窝案反腐为特征的政治斗争。

首次提倡“枫桥经验”，再行群众斗群众路数

此外，今年一号文件关于“三农”问题的农村建设方面，第一次把“枫桥经验”罗列其中，称要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法治乡村建设，创建一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枫桥式人民法庭”。

实际上，什么是“枫桥经验”？上世纪六十年代，浙江省诸暨县枫桥镇，为配合毛泽东发动“四清运动”抓“四类分子”，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四类分子”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地主、富农”前面讲过了。什么叫做“反革命、坏分子”？你翻墙上网，发表与中共不同的言论，是不是都可以定义为“坏分子”呀？关键当年枫桥的“四类分子”不是由公安处理，而是由“群众自己”处理，这意味著农村阶级斗争再次兴起，农村的斗争大会、私刑盛行。这是“文革”的序幕。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是什么？只要是符合“枫桥经验”，标志就是群众斗群众，所以这样的公安派出所，就是不在公安系统内的穿着制服的黑社会和暴民。多么光彩耀人的中共文字，如果读透了中共黑历史，就明白了这里面蕴含著多么巨大的黑暗与危险和对中国民族的戕害。

这不仅是对习近平前几天在《求是》上发表“全面法治社会建设讲话”的最大讽刺。更危险的是，正如1982年的一号文件一样，所谓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一定会蔓延到城市，成为城市房产政策。农村有枫桥，城市有朝阳，如果在中国农村搞起“枫桥派出所”，那么城市就有城市流氓组建朝阳派出所，朝阳大妈被称作世界第五大情报机构，这个戏称会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落实，变成真实的社会组织机构。这可不是戏言呀！

此外一号文件还提出了一个“千万工程”治理农村，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如“枫桥经验”来自浙江，是习近平2015年在中央层面推行的。这个“千万工程”，是习近平在2003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的一个重要政绩。比如“生猪大县”海盐县，很多农户养猪发财，但是环境很差，有一话叫做：宝马车在猪粪坑中狂奔。习近平就过去把猪粪变成了生物产品。这是他群众口碑后来成为总书记的重要参考。

依中共一号文件的执政思路，全社会悲剧可以预期

至此我们看出来了，中共今年的一号文件，第一个暴露出来的信息是，中国面临重大粮食危机与重大的谎言造成的政治危机；第二个信息暴露出来的是，中共已然脱离了“改革开放”早期多少做一些实际工作的作风，完全走入了围绕领袖的歌颂，甚至把地区性经验、把中共历史上邪恶的统治经验，用于未来中国基层社会管理当中。全社会的悲剧是可以预期的。

也正是因为这种思路，面对今天暴露出来的徐州锁链女的悲剧，中共一定不会切实去解决问题，而是会围绕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进行。中共即便是认真处理这个事件中四个通报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会被看作是屈服于人民意志力、屈服于民间舆论。这对于中共来说是动摇根本、鼓励百姓造反的开端。因此它不会再退让。

当年胡温时代解决孙志刚问题，也不是完全屈服于公众舆论，而是胡温正好需要一个契机建立亲民政治形象。这与当下习近平要打造威权领袖的思路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习近平要是回到胡温时代的温和手段，早就小命不保。

胡温时代正好需要利用孙志刚事件改变中共对人民自由迁徙权的控制，因为中共打造世界工厂需要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加入；但是习近平呢？他要是给锁链女伸冤，就意味着要与中共基层司法官僚机构这些从人口贩卖中获利的群体开战，因为中国的人口买卖问题已经跨越众多省区。习近平愿意把这些已经因为财政压缩拿不到津贴的基层党员变成自己的敌人么？更重要的是，给锁链女伸冤，就意味着要清算用血腥的“土改”和人口政策毁灭了中国传统农村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的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不会在这一站下车，但是下一站已经是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