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三七开”？徐州人怎么看待丰县事件？

　　丰县事件所引发的舆论海啸，已渐渐退潮，然而有一部分关键的群体，至今没怎么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就是处于风暴中心的900万徐州人。

　　毫无疑问，徐州人本应是最关注此事的群体了，毕竟这就发生在自家门口，然而，敏感的时刻、地点和身份，使他们无法或不知道如何谈论这一“家丑”。有人向我道出了这种尴尬、难受的心情：“正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徐州人，这段时间我都不敢说话。”

　　可以想见，这阵子在当地肯定是各种说法满天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徐州人未必就比外界知道更多真相。他们当然知道周围有不少外地女性和本地人婚配，甚至多少听说过拐卖妇女的事，但像铁链锁颈、囚禁在小黑屋里、生下八个孩子这种事，几个徐州朋友也都说闻所未闻，“任何一项都没见过”，他们实际上跟我们一样震惊。

　　有一位告诉我，他年过三十，才第一次因为此事听说家乡存在大规模拐卖现象。他问了一位在丰县农村长大的学姐，但得到的说法是“村里面是有四川嫁来的，但很自由啊，也没听说过拐卖”。他说：“这样的认知差距，再加上网上劈天盖地的对这个城市的批判，对这个地区人落后愚昧的批判，所以很多人觉得委屈，就选择了不说话，或者选择不去看。”

　　不妨做个或许不恰当的类比：上海的跨国婚姻应该不少，我身边也有，但具体是多少、情况如何，那几万对婚姻稀释在2400万人当中，不研究是没法掌握全局的。

　　至于具体某一家的状况，那就更可想而知了。去年，我老家乡下发生一起情杀案，就在隔壁村子，不到十里地，我们村里还有人认识这一家，甚至还去围观了葬礼，然而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惨烈的事，离这么近，也不外是一些道听途说。正因此，此前很多人笃信杂文作家王圣强的说法，“因为他就是丰县人”，但在我看来，仅仅籍贯并不足以让我采信他所说的就是真相了。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了解徐州人怎么 看待丰县事件？这么说吧，我并不指望从徐州人那里获得“真相”，而是他们对事件的看法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前几天，在此事正受万众瞩目之际，有一位徐州朋友跟我说，老家的校友群里也爆发了激烈的争论。然而，争论的主要话题方向不是人的基本权利、声讨拐卖犯罪，而是为徐州辩护。

　　发言最激烈的那几个人振振有词再三强调：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全国农村甚至世界都一样，徐州只是中了枪被公开刑处；那些被拐的女性，在各个村子都生活得很好，比她们在老家更好，生的孩子也很聪明。

　　那还是本地一所重点高中，里边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了，因为是不同届校友混在一起，从25岁到50岁的都有，正因彼此未必相熟，所以人们的也可以更无所顾忌地说出自己真实想法。

　　当然，就像我们在任何这类大群里经常会发现的，往往是少数这样最激烈的声音“劫持”了整个群，而大多数人都保持了沉默。这未必具有样本意义上的代表性，但却可能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不方便说的心里话。

　　那两条辩护的理由，当然都是站不住脚的。被拐的女性后来生活得好不好，无法使被拐这一事实合理化。黑人在被贩卖到美国后，其后代比留在非洲日子更好，这就能为奴隶贸易正名了吗？这种“结果导向”的思维，隐含着对程序正义的忽视和不择手段的取向。

　　我也知道现实很复杂。有河南朋友告诉我，他老家的村子就有被买来的女性，还生了三个孩子，学习都很好。他了解后想报案，但私下找了那位女性，她却不愿回老家，那边山区太苦了，而这边夫家对她也确实还不错。然而，这并不能合理化她当初被拐的事实，在并非自愿的情况下遭受虐待、囚禁，性质也截然不同，因而关键在于尊重女性的主体性，其中是否存在违背妇女本人意愿的暴力、胁迫、诈骗等犯罪。

　　忽视程序上的问题，含糊笼统地把不同性质的事都说成是“一样”，这势必就会和稀泥。事实上，“全国都一样”的说法本身就委婉地承认了“这其实不对”，只不过是因“为什么只把矛头对准徐州”而感到委屈。这种辩论话术的重点不是寻求普遍的正义，而是寻求得到公平的对待——“你不能光说我”。

　　昨天的留言里，也有人说：“丰县和一百年前一样吗？丰县取得的经济文化成就时一个铁链女就能否定吗？丰县除了铁链女之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工作成就，你咋不谈？”

　　还有人遗憾地说，像我这样“只看到污点不看到白纸”是“偏颇不客观”的，他强调的是：“社会有批评才有进步，我只希望这样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无论是事实上还是程度上都是符合实际的，而不是别有用心的、跟风炒作的。”

　　当我们说“实事求是”时，通常是指对事件本身就事论事，为什么他们反倒觉得扯到别的方面才算“实事求是”？我想这是对这一概念的特殊理解：它在意的并非厘清事实，而是权威根据其总体表现给出的公正判定，类似于“功过三七开”。

　　这是那些人没有是非观吗？也不见得。别看那个校友群里为徐州老家百般辩护，如果此事发生在隔壁哪个县市，代入的角色不同，他们就完全可能是另一番说辞。

　　他们之所以如此反应，说到底，因为他们是徐州人：他们的愤怒点不再是人口拐卖行为，而是关于徐州的地域黑，徐州人被喷、徐州企业和产品被抵制，而为了捍卫这一身份认同，他们就本能地竭力为之辩护。

　　这并不只有徐州人这样，事实上，这样的反应在国内的舆论场上极具代表性：任何一个群体在感受到污名化的身份危机时，都会自动作出反应，甚至连反应的模式都一模一样，无非是“这些都很正常”和“别处也一样”，丝毫不顾这两点本身就是内在矛盾的——既然“这些都很正常”，那你又何必避之不及，强调“别处也一样”？

　　仅仅谴责他们不能面对真实，恐怕是无济于事的，更重要的是就事论事，没必要因为丰县事件而泛化为对徐州的地域黑。事实上，据我那位朋友说，那个校友群的气氛演变也是有过程的：一开始大家默默关注，都很克制，不敢先吭声，就转发相关新闻进群；后来看到调查结果，开始气愤、讨论、发段子；但当发现很多人炮轰徐州时，气氛急转，话题变成抵制地图炮。

　　即便是我一些对丰县事件持有强烈批判、反思态度的徐州朋友，看到网上铺天盖地说要抵制徐州、抵制徐州货、抵制徐州人的说法，也都感觉很难过，虽然他们也能理解网友的那种愤怒。

　　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之所以这样黑徐州，其实是将之视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施压手段。然而，地图炮是一个杀伤力很大，但误伤率很高的战术，所以我此前在文章里从来只说“丰县事件”，甚至都不提徐州——之所以称之为“丰县事件”，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我觉“生育八孩母亲”和“铁链女”都对当事女性不尊重，连“小花梅”的身份也有太多人质疑。

　　我反对地域黑，并不只是为了在战术上“团结徐州人”，而只是觉得这本身就是毫无必要的偏见。如果说一些徐州人为家乡的辩护是被这一身份捆绑了，那么无法将“徐州”和这一事件分离，也落入了同一个思维陷阱。这是一个难以挣脱的泥潭：那些徐州人越是为家乡力辩，不肯反思，就越是反过来强化了外界对徐州的恶感，让人觉得自己黑徐州是对的。

　　这次徐州被黑的另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人发现这一恶性事件根植于广泛的土壤，是结构性的社会现象，连带着上升到对当地的整体批判——试想一下，吴谢宇弑母案也令人震悚，但这与其极特殊的家庭环境有关，就很难上升到对福州的地域黑。

　　然而，正因为这是结构性的现象，所以它更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就像我那位徐州朋友说的：“本来这个事件，最期待真相的是徐州人啊。最想知道事实的，还受害者公道的，也是徐州人。”

　　时代已经不同了，我们需要往前走。前些天，有一位读者“giantbug”给我留言说，他和曾一起在丰县扶过贫的同事谈起，一致认定确实是社会大背景变了，“当然是家丑，但是，掀开这样的丑，曝晒开来，是对社会、对各项事业进步的推动。进步当然很难，但不能因为不可以一蹴而就，就轻易否定久久为功。”

　　他说，二十多年前，当地对痴呆残疾的妇女被“娶回来”，其实是不以为怪的，甚至这次事发的欢口镇当初比其它乡镇还好些，当地干部的说法是“好的弄不着，孬的也行啊”。

　　尽管现在看来，“这是一个严重错误的认知，但是，是当时的普遍认知。甚至从来就没考虑过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往往只是将这些事情作为一个贫困家庭的所以贫困的某个原因。”那时关注的是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然而，“现在的我们坐不住了，我们直接关心人的权利、人本身”。

　　确实是这样。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人的处境、尊严、权利，不应该被特定的身份所捆绑，那会转移、妨碍我们追问真正重要议题的精力，而这首先就需要我们不能仅仅只是愤怒、强辩，还需要反思自己的勇气和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