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导致资金加速外流 中共恐慌

3月18日，中共外管局公布的结售汇数据显示，今年2月银行结售汇顺差只有42亿美元，比1月的278亿美元大幅降低,降幅超过6倍；同时，银行代客涉外收入从1月的584亿美元顺差，至2月转变为65亿美元的逆差，降幅超过8倍。市场普遍认为，这与俄乌战争之后的资金外逃有关。

结售汇的顺差来自出口增长，而逆差则是主要是因为外资撤离，非常明显的是，证券投资项目逆差达323亿美元，创出2010年以来新低。

3月10日以来，市场出现重大变化，中概股因不符合美国会计准则要求面临集体退市风险，股价暴跌，波及港股及A股；最近美国加息又导致中美息差收窄，外资纷纷减持中国债券，从A股撤离，人民币汇率也从2月末的6.3一度贬至6.38，在中共金融委负责人刘鹤释放利好消息出台后，才回调至6.36。尽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3月18日，进行了视频会晤。然而，中共官员对于来自西方国家抑制中共的担忧却越来越明显。

就在中美领导人谈话的第二天，3月19日，中共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届战略与安全国际论坛发表演讲时说，“现在对俄制裁越来越离谱，竟然把全球化当成武器，”“俄公民海外资产被无端剥夺。”“这样制裁下去，人类是不是又要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制裁只会给老百姓带来伤害。”

美国之音引述前美国白宫国安顾问麦艾文认为，对于习近平来说，事情正变得更加困难，美国总统拜登3月18日向习近平传递一个信息，中共正将跨越一些门槛，包括提供俄罗斯军事援助、及联合进行虚假宣传，而这一切的代价将非常高昂。麦艾文表示，“这些门槛，可能一旦跨过去就无法回头，会让美中关系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

在国际上，从梦中醒来的欧美，业已将中共视为了最大的威胁，美欧正在或将贸易、外交、军事、科技乃至从所有方面采取对立竞争的态势，共同遏制中共在全球的扩张。

外资撤离  担心中国也被制裁

中概股在美国连跌三日，联动香港恒生指数跌破两万点，继而A股连续下跌，这给中国的投资人上了一课。

“以前我们以为中国有严格的外汇管制，外资撤离不会那么快，也不会有那么大影响，但这次让我们看到境内外市场的信心、信息联动是如此紧密，震动幅度是如此之大，风险传导如此之快。”一位大陆金融界人士感叹道。

事实上人们早该警觉，全球资本市场是难以分割的。2020年中国疫情暴发，曾引发全球投资者恐慌情绪，大量游资与避险资金向美元市场回撤，中国银行间市场出现境外机构连锁抛盘，引发市场大幅波动。

疫情之后的2020年，因为美国通胀高企，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债券市场，至今外资持有的中国债券余额已高达3.66万亿。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自2021年初，外资购买中国国债的速度就一直在放缓，今年2月则彻底转为净流出，当月流出约350亿美元，是有数据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单月流出。

股市也是如此。2019年以来，境外资金通过沪股通、深股通流入的“北上资金”不断增加。2021年，北上资金累计流入达1.63万亿，外资合计持股市值2.74万亿，占流通A股比重3.7%，比2019年大增43%。

但是，俄乌战争以来A股连连下跌，3月北上资金累计流出逾500多亿，虽然相对于外资持股规模占比很低，但是边际效应非常明显。因为A股泡沫极其严重，股市下跌引发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银行理财等各路资金争相逃离，相互踩踏，致使更多资金恐慌性逃离。

3月16日，北京当局紧急救市，中共副总理刘鹤不得不出面喊话，明确对房地产、互联网平台和资本市场的政策，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多个部门也相继释放政策信号，才将市场稳住，否则很可能出现2015年股灾的那一幕。

第二天3月17日，香港地产股、互联网平台等公司股债票大涨，这是市场上多年来未出现过的大起大落。市场人士称：“这愈加证明中国是政策市，如果一句话就能救市场，那还叫市场吗？很多人又沉浸到‘政策底’到来的喜悦之中，却不去反思一系列紧缩性政策带来的万亿财富损失。”

港股机构投资人称，虽然受政策影响短期回调，但可能还会出现更猛烈的下跌，因为沽空的力量非常强，外资仍然非常担心中国的政治及经济风险。

地下钱庄“黑洞”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在近期通报2022年首批10个外汇涉违规出境事项，最高金额达千万美元，创下了2020年7月以来外汇局通报案例中的纪录。

本次通报的案情，为2016年至2020年的2家企业、1名境外个人与7名境内个人通过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涉案金额30万至1,086.5万美元不等，共处罚款3,059余万元。

从处罚力度可以看到中共围堵地下钱庄的急切程度。

中共官媒《中国纪检监察报》于2021年2月8日发表题为“切断腐败资产外流渠道”的文章。文章披露，2017年以来截至报道日的四年时间内，查处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案六千多起，平均每年一千五百多起。2019年，被破获的地下钱庄类重大案件有四百四十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0余名，超过2016年的规模。2016年，被破获的地下钱庄类重大案件三百八十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00余名，涉案交易总金额超过9,000亿元（约合1,440亿美元）。

而地下钱庄，因应在官方的数字呈现于“误差与遗漏项”。

设立净误差与遗漏项的初始目的是为了抵消统计误差，以达到国际收支账面平衡。按照IMF标准，净误差与遗漏项的绝对值不能超过当年进出口总额的5%，否则说明国际收支表数据严重“失真”。2015-2017 年，中国的这一比值就超过了5%的警戒线，说明数字并不真实，存在隐性资本流出。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误差与遗漏项从2009年起开始为负值，在国际收支平衡中该常被认为主要由资本外逃引起。

中国国际收支中“误差与遗漏项”资金持续净流出，且净流出规模显著增大，这意味着通过地下渠道的资本外流越来越大。2009-2020年，这一项连续12年出现逆差（即净流出）。尤其是2015年以来，“误差与遗漏”项逆差年均达到1836亿美元，累计超过1.1万亿美元。

资本项下流出增加  中共担忧外汇储备脆弱

另外两个指标，也可以看到外汇的流动变化：

一是经常账户虽然保持持续顺差，但与GDP比率显著下行，该比率在2007年一度接近10%，但近年来已经多年低于2%。

二是资本项下的“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从2012年开始出现逆差，尤其是2015年股灾及2015年“8·11”汇改影响，2015年和2016年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逆差均超过4000亿美元。这些资金主要的去向是境外证券投资，再有就是跨境存贷款净流出显著增加，2021年前三季度这部分净流出达2,500亿美元。这可能是中资银行对中资企业海外收购、直接投资提供外币贷款，也可能是中资企业在境外存放资金增加，表明企业不愿意把账上的钱拿回来。

如果用“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余额”和“误差与遗漏项余额”之和来刻画整体跨境资本流动，2014年以来，中国跨境资本连续呈现净流出。在资本流出最严重的2016年，出现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主要是跨境借贷）同时净流出的情况。

表面上看，中国每年都保持一定规模的贸易顺差，且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但实际上，由于影子金融和地下钱庄的存在，外汇流失或转移成为常态。再加上中国要从境外购买原油、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又要消耗大量外汇，中国的外汇储备依然很脆弱，根本无法应对一场金融危机。

富豪与中产  弃船而逃

资本外逃有多种形式，2012年，万达集团斥资26亿美元将全球最大的连锁影院AMC收入囊中，此后又接连收购StarplexCinemas、Carmike、欧典院线等加大影院巨头，将AMC的运营范围拓展至15个国家。万达在海外扩张，却在国内负债，用国内贷款去海外收购，一旦出问题，资产在海外，负债在国内，这令中共当局非常担忧，也是王健林当年被查的一个原因。

海航也是用大量国内并购贷款去海外收购，2015-2017年，海航海外并购金额高达500亿美元。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海航诞生后就迅速膨胀，从国外高价采购飞机零部件，将利润留在海外，在海外购置房产与投资。2018年，陈峰的弟弟陈国庆以4740万美元买下纽约曼哈顿地标性摩天大楼One57的86层一整层。

明天系老板肖建华、恒大老板许家印等，都是在海外有大量资产，而在国内制造了大量窟窿。

近年来，中共外管局加大了对资本外逃的管制，尤其是用技术手段对异动账户进行监管，但资本外逃的方式多种多样，防不胜防。比如，有专门的公司帮人在网上刷单，购买高价奢侈品，将资金转移出去；还有通过比特币转移资金等等。凡此种种，或许都是中共报表所无法解释的“误差”项。

据媒体报道，早在2018年，在香港上市的大陆企业家就有15名设立了离岸信托，总计将285亿美元资产转移到国外。

海外移民、海外投资是资产转移的有效方式。亚非银行（AfrAsia Bank）和New World Wealth共同发布的《2021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显示，中国移民海外富豪人数为全球排名第一，比排名第二的俄罗斯整整高出一倍。2017年选择移民海外的中国富豪人数有1万人，2018年飙升到1.5万人，2021年则增加到1.6万人，去美国和加拿大的最多。

除了富豪，现在大陆中产阶层子女在海外读书的比例都非常高，即使他们本人不移民，将来的财富也是要留给子女的，一大部分财富也要出去供子女购房、生活。

旅美中国问题研究人士张健曾表示：“其实大家都清楚，选择逃离中国，用脚投票，这就是对中国未来没有信心。在这样的体制下无论你创造了多少财富，你的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你的食品是不健康的，你的政治生活是没有的。”

疫情以来，中共当局以抗疫为名停办签证。一位民企老板说：“疫情前我就准备移民，在华盛顿看好了房子，真后悔当时没抓紧，现在美国房价涨了很多。疫情一结束我就要走，你看看中国一年能有100万人失踪，这是什么社会呀！哪有安全可言？”

另一位民企老板是典型的官二代，曾是中共贪腐体制的受益者。他说，“铁链女”事件后，他花了几个半天和十多岁的女儿分析此事，让孩子明白中国社会的现状。据他观察，“这次‘铁链女’事件，让很多躲起来不敢说话的人在微信群里发声了，还有几个司局级的人发朋友圈表态，这件事对大家震动太大了。”

俄乌战争之后，他又和公司员工探讨此事。他说：“这些天让我最糟心的是，一些80后、90后、00后年轻人支持俄罗斯，他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历史上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国家就是俄罗斯，和他们讲也不听。这些年轻人是社会的希望，如果他们都这样，社会真是没希望了。我之前觉得在中国挺好，现在也想移民了，在这里呆不下去了。”

最近，中共当局公布的2月份金融数据显示，2月份企业中长期融资需求同样非常弱，2月企业中长期信贷新增5,052亿，同比减少5,948亿，1月虽有小规模同比多增，但自去年6月以来，这一数字就在持续下降。

去年下半年中共当局连续出台打压经济、所谓“共同富裕”的政策，教育、医疗、房地产等诸多行业遭受重创，能源双控又普遍增加了制造业的用电成本。在这样一个政策风险高、投资风险大的环境下，民企哪有信心进行中长期投资？躺平和移民的人只能会越来越多。

“如果说去年的打压，大家还剩一口气，今年俄乌战争的爆发，让大家彻底觉得中共没希望了，支持俄罗斯，就是和俄罗斯一样，要把国家和人民拉入深渊。”一位大陆分析人士称。

结语：

苏联解体之前，前苏联的经济学家，甚至美国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前苏联的经济非常庞大，已经有美国的六、七成了，很快就会超过美国。结果呢，铁幕落下、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日，人们惊讶的发现，苏联经济只不过美国的一成左右。

中共以前经常憧憬前苏联的强大，并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然而，人们已经看到苏联的前天、昨天、和今天了。中国大陆走过了昨天、今天，明天将会以怎样的形式不期而至呢？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