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庚申改革”的流产

　　1981年《七十年代》被迫脱离天地，正值中共不久前提出大幅度政治改革的时期。那时在中共内部提出一个叫“庚申改革”的方案，因1980是庚申年，故名。方案是根据邓小平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内容作出的，又叫“8.18改革”，其后收进《邓小平文选》，题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但对原讲话已经作了大幅度删节，改革的目标和一些具体措施也不见了。 

　　在邓小平8.18讲话不久，就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廖盖隆提出一个六万字的报告，在第四部分，就是“庚申改革”，长达一万八千字。讲明根据邓小平讲话所作出，因此有主流派的权威性。《七十年代》从某渠道取得这个讲话的油印本，并于1981年三月号全文刊登。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文革后，一些制度上的问题已经突显，邓小平、胡耀邦等开明改革派经过文革的教训，深知制度问题的严重性，除了经济采取改革开放政策之外，也亟欲作政治改革。他们已经掌握实权。而当时的社会气氛，也有政治改革的要求，尤其是年轻人。因此，这是中共作政治改革的最好时机。 

　　“庚申改革”开宗明义讲改革的目的就是民主化，而且肯定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而且是最终目的。推翻了中共过去认为民主只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手段的说法。 

　　“庚申改革”的内容很广泛，除了批判主政以来的种种弊端之外，更提出一些重要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绝大部分在《邓小平文选》中没有出现。 

　　首先提出要大幅度修改宪法，使宪法能够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具体做法第一条，就是把三千多人的全国人大的人数削减到一千人，分两个院，一个叫区域院，由全国各个地区的人民代表组成；一个叫社会院，代表各阶层、各企业的利益。两个院共同行使立法权，互相制约。并指出三千多人每年开一次会，根本无法议事，被人指为“橡皮图章”也是事实。改为两个院后，开会要多些，时间长些，要真正议事。人大常委现在三百多人也不便议事，将来两个院的常设机构应该只有六、七十人，都是年富力强的，而且是专职，不做其他工作。 

　　司法就定下三条原则，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法律的特权；二是每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受法律保护，随便抓人、抄家、刑讯要受法律追究；三是司法独立，党委不能干涉。 

　　行政方面过去一直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委说了算，而且是第一书记说了算。改革要厉行党政分工，党只通过党员在行政部门发挥政治影响，不能代替行政部门执行政策。 

　　“庚申改革”特别提到要有代表工人权益的工会，工会的领导者要通过选举产生，不能由党去委派。遇到工人与企业管理层发生衝突，工会要代表工人权益去谈判。此外，要在全国和各地建立独立的农会，领导者也由选举产生，独立运作去代表农民利益。 

　　“庚申改革”更提出党和政府决定，除了国防外交的机密之外，原则上把一切告诉人民。新闻记者独立报导新闻，评论工作者独立发表评论，要求和鼓励对党和国家发表批评建议。 

　　此外，还有企业、事业管理民主化，基层实行直接选举，等等措施。 

　　上述提到的这些，其后都未见执行。只实行了收进《邓小平文选》中建议党中央设立三个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 

　　还有不少没有执行的，包括方案指保留毛泽东遗体的决定错误。但至今毛遗体仍保留。 

　　“庚申改革”大概1980年11月在各级传达。有不同政见者在民间刊物作回应。 

　　当时中共开明派大概对改革的实行很有信心。我那时觉得虽然方案中多处强调党在各领域的政治领导，但领导层至少看到制度上的问题所在，会大致实行方案所提出的改革。但想不到的是几乎完全没有执行，全部无疾而终。最关键的原因，我认为是一个由列宁式政党建立的国家，很难做到“党政分开”，即无法避免党插手以至代替行政、司法、立法。 

　　这样好的时机，又有真正想改革的领导人，政治改革都无法走出哪怕一小步，就知道建国政党加上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和人民的奴性，中共国的政治改革是不会有希望的。从那时起，尽管胡耀邦、赵紫阳轮流站在最高权力地位，尽管其后每一个新领袖上台就有些人看好，尽管经济发展就有论者说会带来政治改革，尽管每一次中共大会都提到“党政分开”，实际上就是永远摆脱不掉以党代政，而中国的政治气候、人民的权利、自由和法治，已经远远倒退至1980年之前了。 

　　“庚申改革”这四个字，从未在中国公开的报刊出现过。它的流产，使我从此对中国的政改绝望。（选自：失败者回忆录，作者：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