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层第二代揭露的内幕

1989年六四后，中共在大家长邓小平的独断下，改组了领导层。对香港最大的动作就是撤换了新华社社长许家屯。而许就在1990年4月30日从深圳经香港出走美国。

许家屯到美国后不久，有两位中共高层的第二代，被介绍来找我，向我爆料指许家屯出走的幕后原因，就是捲入了中共最高层权力斗争，而他的捲入，又同他在香港的工作有关。我据此写了一篇详细的报导。两年后我在洛杉矶见到许家屯，他确认了报导的事实，还问我这消息是怎麽得到的。我当然不会向他或任何人透露消息来源。 

历来香港新华社（即现在的中联办），都由副部级担任第一把手，属中共广东省委领导。许家屯来香港前，是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属“正部级”，直属中央。更因为他派来香港，处于两个关键时期：一是中英谈判和《基本法》制订，二是大陆开始改革开放需要香港的投资。因此他需要也能够接触政治局常委这个最高层级，包括国家主席兼军委秘书长的杨尚昆，他都与他们有工作关係，可以直接找他们见面谈话。比较其他省委书记，更显重要。

外传许家屯与邓小平关係密切，则非事实。据爆料者说，邓小平作风相当严厉，所有人在他面前都很注意分寸，没有人敢主动阐述自己意见，通常都是向他汇报工作，听他指示。只有在他偶尔问到有什麽意见时，才会谨慎地说几句。对于许家屯这一级，邓不会问意见，他只会问胡耀邦、赵紫阳、杨尚昆这一级。

民运发生之初的权争关键点，在4月23至30日赵紫阳访问朝鲜期间，李鹏暂时主持中央工作，向邓小平汇报时，迎合邓两年前反自由化把胡耀邦撤换的观念，将学生的诉求说成是少数人搞动乱，从而使邓小平在4月25日对民运下达一个“极少数人搞动乱”的定性。接著26日《人民日报》社论，以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宣扬邓的指示。由此激起27日学生发动20万人示威游行，连同参与的北京民众，人数超过百万。但北京的传媒没有报导这次示威。李鹏向邓小平汇报，就说示威人数有三万。邓小平更认定是“极少数人搞动乱

倘若赵紫阳没有去朝鲜，可能就会只有他向邓小平汇报，事情的发展就不一样了。赵在30日回国后，看到“内部消息”说有三万人示威，即表示怀疑：“七、八万军警，为什麽挡不住三万学生？”

赵紫阳回国第二天，即与来北京的许家屯会面。许向他汇报了香港人和传媒的反应，更带来了香港电视台拍下的4.27 北京示威的录影带：上百万人的场面，加上示威者的和平、有秩序，连人都变得和善了。许家屯也谈了他对这次学运的基本看法。这看法其后就反映到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的讲话中。即：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要求中共“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的合理性；所谓“极少数”不是指学生，而是可能有企图利用学生的“极少数人”；对学生的合理要求，应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最重要的，是以理性和协商的对话，来处理学生游行示威的诉求，意思就是不会镇压。

许、赵当时认为，虽有邓小平的讲话在前，但邓的结论基于假情报，所以是可以被说服而改变的。他们先与杨尚昆沟通。杨与邓同乡又同辈，又很随和。在许家屯提出的证据面前，他果然赞同许赵的意见，并答应去说服邓小平。与此同时，赵紫阳又取得政治局和书记处绝大多数人的同意。当时除了李鹏外，只有姚依林较接近用强硬手段，连北京市委李锡铭和陈希同，也不完全同意镇压。

有了杨尚昆作出说服邓小平的承诺，赵紫阳才敢于提出五四周年的讲话。许家屯回港说“我的意见就是总书记的意见”，香港左报采取倾向学生的舆论方向，中共工委放手让中资机构员工上街游行。

爆料人说，至今没有人知道，为什麽杨尚昆最终无法实现他的承诺。很可能他见邓时，根本无法开口，在他说出自己的意见之前，邓已经先入为主地下命令要来“硬”的了。邓当时可能有点衝动：我几百万军队都带过，还在乎你这一点点学生？

六四镇压，许家屯大吃一惊。而他在北京与赵紫阳的谈话，及带去的录影带，就成为捲入高层权争的主要因素。中共高层权力重组，他被解职，使他感到在大陆处境堪虞，这是促成他出走的原因。

这故事使我认识到中共国一人独断、毫无转寰馀地的可悲真相。身处北京的高层，对当地发生的事情竟懵然不知，要由香港带去的录影带才看到事实。而即使看到事实，面对大家长的固执，众高层也无能为力。

我再次警觉：保住香港，保住新闻自由，是如何重要。

本文节选自《李怡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