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援助实录：困难民工、志愿小组与劳动节

引言

　　令人震惊的事实是，2022年5月1日的上海，许多身处上海的劳动者正在饥肠辘辘盼望解封。仅4月30日到5月1日，笔者所在的民间临时互助小组就收到了296条在沪外地民工的求助信息，经筛选可能需要解决的需求196个；当天完成的配送共19次，受助者共271人。这仅仅是经志愿者通过各种渠道核实、筛选出的最紧急，最需要帮助的个案，在此之外，不知还有多少不懂得使用互联网求助的务工人员正在盘算最后的剩余物资。

　　上海长宁区的莲姨和她的八位工友（包含其中一位工友带来的小孩）是其中不幸又较为幸运的。她们是某派遣公司的保洁阿姨，住在公司统一租赁的员工宿舍。自3月8日起，该派遣公司声称开始放假，于是再也没有发过工资。自3月28日封控以来，阿姨们都只能靠自身积蓄购买天价菜过活。因为居委会派发物资都是按户计量，对于类似于群租的员工宿舍并不会因此增加物资供应，莲姨很快就陷入了即将断粮的窘境。身上的积蓄无几，加之断粮在即，病急乱投医的莲姨在快手上发布了求助视频信息，并被本小组技术人员收取后完成审核，并由笔者代购了199的高价每日优鲜蔬菜包，当天就完成了配送。

　　之所以说莲姨是不幸的，是因为雇佣她的企业涉嫌违法克扣工资：按照《工资发放暂行条例》第十二条，即使在3月8号之后企业停工，也应该按照合同所约定的工资照常发放一个月。在上海无力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物资需求，“天价菜”乱象频发，倒卖物资现象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像莲姨这样的底层务工人员是最难以自保、最缺乏抵抗风险之能力的。然而不幸中的万幸是莲姨至少会使用智能手机，并且运气极佳地被民间志愿团体所帮助。

　　但这绝非个例，面临断粮的不只是莲姨，还有成千上万的在沪建筑工人、卡车司机、外卖骑手、流浪者和残障人士。如果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那么在这样的惨状面前在所谓劳动节“致敬劳动者”是极其可耻的。远方的哭声惨烈，不容我们装聋作哑。

谁在哭泣？封控中的农民工与困难群体

　　笔者所在的志愿互助小组自4月15日起截至5月4日，接收到各色各样的求助信息四百余条。其中情况最严峻的几类可以总结为“老病残孕女群”（老人、残障人士、外地就医、孕妇、女性职工、群租群体）等特殊群体和卡车司机、建筑工人、流浪者、家政保洁四类特殊职业。每一种特殊群体或职业都意味着存在各种因素阻碍他们从正式渠道取得救助，也意味着处理此类救助需求格外复杂，格外消耗精力和时间。

　　以群租房群体为例，一般存在老板代为租房或租酒店公寓（这类酒店并非我们日常想象中光鲜亮丽的大酒店，而是专门服务于打工群体的，类似于宿舍的经济型商务酒店），直接安排住所和自行搭伙租房两种情况。前者往往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务派遣公司职工或产业工人（如电子厂员工），后者则情况多样，职业多元，从服务业到家政保洁都有可能。由于社区居委会一般按户发放物资，而群租房住户往往6-8人一户，按照居委发放的物资根本不足充饥，租户往往迫不得已动用自身积蓄购买“天价菜”，陷入恶性循环。更糟糕的是，一部分群租房为非法改建 —— 比如外表上是工厂，其实内部是蜂窝式公寓的非法群租房。不少住户图便宜咬牙入住，但是封控后由于该社区开发商没有合法资质，因此居委会发放物资名单上并不存在该社区的居民 —— 对于上海，他们是从未存在过的透明人。

　　又例如卡车司机、流浪者一类的流动性较高的群体，他们往往被封控在高速公路、地下车库、火车/高铁站、桥洞等地，几乎没有获取物资的渠道。有卡车司机向我们介绍自己不得不通过消防栓取自来水、在路边垒灶台生火野外求生。幸运的司机可以通过公路附近的村庄村委会获得一定帮助，但是更大的可能是只能被迫荒野求生。流浪者群体则更为难以定位 —— 他们中有的是失业者、有的是拾荒者、还有的是此前来上海务工但是尚未进入工地就被封控在外的农民工。他们的信息甚至是其他求助的的卡车司机提供的，否则即使有人能收到他们的求助信息，也难以定位到高速公路上某桥洞下聚居的人群。

　　家政工、保洁阿姨同样是困难群体：她们往往住宿环境恶劣、6-8人群租，薪酬低廉且无保障。又因为年龄往往较大，难以通过居委电话、保供热线等方式有效求助。且由于往往为派遣工、小时工甚至未签订劳动合同，未按时足量拿到工资的情况时有发生，这进一步降低了她们面对长期封控保持基本生活物资的能力。

　　4月20日，上海曾发布工作提示要求，“对因务工场所封控造成无处居住的人员，按照属地原则，由各区、相关街道落实安置场所”。但是事实上，相关街道、居委即使有心救助，也无从得知有待救助的露宿人员身在何处。志愿团队通过各种渠道筹集了泡面等物资，并通过各类技术手段，于26日定位、联系上了上海火车南站的露宿者并完成配送，又于28日筹集到KCF快餐并完成了援助。在此之前，他们从未收到过来自居委、街道的安置电话。

　　上海颁布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时的设想或许是这样的：所有人都按照正常家庭的模式3-4人一户居住在小区公寓内，社区居委会手中名单能够与之一一对应；因此只需要挨家挨户发放物资，只要不发生克扣倒卖的现象、物资供应困难的现象。然而现实是，上海存在大量非户籍人口：制造业普工、服务业基层员工、派遣员工…他们大多为租户且租住环境多为廉价“鸟笼屋”，许多人房间内不要说囤积食物，就连冰箱、灶台、锅具都不具备。一旦“硬核隔离”，不但面临社会关系断绝的困境，甚至即使能收到物资也不能料理。一个经典案例是，三位被困在阁楼的农民工由于缺乏锅灶炊具和电饭煲，只能瞪着社区居委发的生米干瞪眼，不得不向志愿小组求助。

　　上海发达的互联网零售物流起初能起到缓解物资匮乏、运输力量不足的情况，但是更严格的封控制度开展后，各区之间需要通信证、出入证方可通行，加上骑手本身可能也不愿意承担被感染的风险，一旦外卖往往需要等待许久才可配送，配送费也随之水涨船高：极端情况下一些住户方圆几公里内美团上只有一家蔬果店开业，配送费高达50一次，这对于受困民工而言可谓天价。志愿小组还曾经遇到由于没有骑手接单过要求额外加价150元跑腿费才肯进行配送的商家。当然，骑手本身也是严格封控政策的受害者之一：许多骑手因为回不到小区，只能在桥洞下、地下通道里露宿。即使配送费比起往常已经有了提高，但他们也难以负高昂的食品费用：一些外卖蔬果店起送价就要300元以上，便宜点的也要近百元。偶尔能够幸运地接收到民间志愿者发放的物资已经是极限了。

　　如果说上海市民在如今的封控政策下尚能勉力维持生活，那么上述民工群体、困难群体则可以说已经被逼到了生存底线附近。随着时间推移，志愿者们接到的求助情况愈发复杂，当事人的情绪愈发崩溃，声音也越来越虚弱。据笔者所知，一部分地区有民工已经因为食物匮乏问题爆发冲突并导致警方介入。物资供应的问题进一步发展，势必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

政策与市场：多重困境下的劳动者

　　有人会问：既然眼看着物资一天比一天少，为什么不自救？事实上并不是劳动者不自救，而是他们城市边缘人的身份和多重困境导致大多数求助渠道并不通畅。

　　我们暂且不讨论疾控中心“阳性名单”方舱隔离的各种程序（存在居民自测阳性但是不能前往方舱）、混乱的居家隔离管理（多数前棚户区的楼房密度本身就不可能达到防疫标准）和滞缓又频繁的核酸检测（许多人高烧咳嗽却等不到核酸复核）问题，仅仅讨论最基本的生活物资 —— 食品的供应。现存的获取食品的渠道除去志愿者援助主要有四个：社区团购、保供平价食品、居委会配发、电商平台。居委会配发的少量食品之外，其他获取物资的途径都以交易的形式进行，区别无非是价格和性价比高低、操作流程难易程度不同。

　　但是疫情中的劳动者普遍面临劳动报酬不能获得保障的问题：许多劳动者朴素地认为只要自己没提供劳动企业就不必提供报酬，因此在封控期间即使是存在正式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也面临工资拖欠的情况。根据《工资发放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

　　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则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也就是说，即使企业自封控开始就已经停工，不论劳动者提供劳动与否仍应足额发放一个月工资。

　　停工超过一个月而未提供劳动的，应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第二条：

　　职工没有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生活费标准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办法执行。

　　若停工超过一个月，劳动者正常提供劳动的，应当根据《上海市企业工资发行办法》第十二条：

　　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应当按约定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企业可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双方新的约定支付工资，但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企业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应当按约定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企业可根据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按双方新的约定支付工资，但不得低于本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说不论是否提供劳动，不论停工是否超过一个月，劳动者都应该从用人单位处得到一定资金补贴以维持生存。

　　然而现实是在笔者接触到的案例中，鲜有用人单位在疫情期间依法支付工资，就连乐意替劳动者支付房租的雇主也是凤毛麟角。而缺乏资金意味着，对于这一不可能有太多积蓄的群体，即使是所谓“平价”的保供菜也可能成为不小的负担，更不用说房租等费用。

　　政策上的援助往往也与他们无缘：如果你身处工地、街头、车站等地，那么居委会几乎不可能派发物资；如果你身处酒店、集体宿舍、非法改建的群租房等地，那社区居委也有足够理由拒绝发放物资；如果你是合法小区内的群租户或者正常租户，那么是否能得到物资取决于社区居委、志愿者如何对待外来务工群体、以及按户供应的远水能否解两至三倍人数的群租客之近渴。即使社区有心，群租群体对于居委而言也往往“隐形”，加上群租群体往往年龄偏大或者文化水平偏低，难以自行查询居委电话进行求助， 民工群体在政策福利上又不能被同等覆盖，而在市场中更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在疫情中，他们立刻陷入无助状态。

　　社会关系原子化、破碎化又是一阻碍工人群体获得帮助或自救的因素。除了本身集体居住在工地上、宿舍内的案例外，鲜有劳动者自发组织出互助群组（存在同乡之间的线上联系，但是“集体行动”之类内容会被认为是危险的）。在一些广泛存在群租现象的小区，即使大量境遇相似的人在这里聚集，他们也往往互不相识，至多有同一栋楼内个别租户的微信。即使是同一工地的工人，因为用工短期化、灵活化也往往难以达成一致。例如在一个案例中，工地食堂仍在正常运营，但一部分临时招聘进工地的民工无力购买工地食堂的食品；而已经工作较久的工人则可以负担。又比如工人分属于不同老板，但共同承包一个食堂的情况下，支付工资情况的不同导致工人们的状态不同。这样的用工零散、待遇分化使他们难以一致要求食堂降价。在一个案例中，工人发现老板在仓库中囤积、倒卖物资，但是却没想过（也没有工友愿意）一同向老板讨个说法。工人社交上、生活上的孤立状态为志愿小组统计小区内群租人数、需要救助人数造成了困难，也为他们自身争取更好的条件带来了困难。

　　这样的困境不是在疫情中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早已形成并固化的：城市吸纳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却仅仅把他们视作市场要素 —— 不论是称他们为“盲流”“农民工”还是貌似更文明的“进城务工人员”“外地劳动力”，都改变不了他们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商品和生活中的弱势群体的事实。大城市在享受他们创造的价值的同时却拒绝承担义务，拒绝给他们在城市内定居、拥有住所、享受市民待遇的权利。过去三四十年中，为了将市场成功移植，也为了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政策开始鼓励农民进城工作，允许民工潮的出现。但40年以来，他们从未获得过完整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保障，无法在城市完成再生产。他们在城市留不住，也不愿回农村，因此努力地寄居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城中村（整改前或许叫窝棚区，贫民窟）、群租房、商务酒店、工地板房。制造业工厂宿舍劳动体制的出现让部分工人可以长期在城市内拥有居所，但仍然将民工们排除出城市生活。即使没有疫情，他们也无时无刻不受歧视，他们的工资也经常遭到克扣、拖欠，他们的居所一样简陋，他们遇到意外或者突发事件仍然有可能忍饥挨饿。对于他们而言，疫情和家人的一场大病、老板的一次欠薪之间唯一的区别可能在于他们之前至少可以想办法回家，而现在却寸步难行。为生计辛苦一场，报酬反被虚掷在天价吃住之上。

　　许多工友在获得救助后诉说自己想回家、想回到正常生活，即使“正常生活”一样充满了剥削和压迫。超时加班普遍存在、工资克扣常有发生……更不必提法律关系更为复杂的派遣工、平台工或者更难认定劳动关系的日结工、小时工、家政工的处境。疫情激化了矛盾，是因为“正常的”生活也并非一派祥和。只不过此前一切尚可忍受，而疫情封控把他们逼到了生死关头。

弱者的武器和公益组织的困境

　　自笔者于4月20日加入援助在沪农民工以来，一方面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案例，时常心有戚戚；另一方面也时常感受到现实的复杂性。民工群体虽然处于这样的困境中，但也并非完全是凄惨的、被动的，在现实中，鲜活的个人仍有其主动性和行动的空间。

　　民工群体有时自知为弱势群体，会对志愿者夸大自己的情况困难程度，以此“博取同情”、施加压力。例如一位工友朋友圈显示昨天收到了政府配发的物资，但是对志愿者声称已经断粮好几天了。又比如多次向多个组织比如社区居委、民间志愿者、12345求助，多次重复领取救急物资的情况。又比如笔者自己处理的个案中，工地上的二十余名工友因为外卖迟迟无人接单，商家要收取150元跑腿费用导致工人频频打电话控诉笔者为“骗子”，要“起诉你们这伙诈骗犯”，直到笔者代为支付了150元跑腿费为止。起初笔者以为是工友不知道美团电商商家和平台、消费者完全是三方主体，后来据其同乡告知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实在缺钱，希望施压来逼迫笔者替他们买单。

　　这样的现象或许以日常生活的道德标准衡量是下流的，不道德的；但是对于已经饥肠辘辘且毫无社会关系的民工而言，可能是他们最自然的选择。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普通工人高尚到替志愿者考虑“我多拿一份免费救助，别的人可能少拿到一份免费救助”，绝大多数人此时只会考虑如果继续封控，我要怎样存活下去。那么稍微夸大一点自己的情况并不是什么道德上不可接受的事 —— 难道他不困难吗？对于一个习惯了被人瞧不起、歧视的人而言，要接受存在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对他免费提供食物可能比真遇上骗子还难。在他们的脑海中，开口求这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代付“跑腿费”的方案和利用这位陌生人的“学生气”，扮作没文化的大老粗胡搅蛮缠一通的方案更可能成功。可能不同于一些所谓“左派”的想象：现实中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工人可能淳朴也可能不，甚至可能迫于生存比不谙世事的学生“狡猾”许多，拥有较为灵活的道德底线。可是，是什么让我们有资本做个“好人”（也可能有资本而变成粗糙或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又是什么把他们变得狡猾呢？

　　又比如，在五月一日之后，互助组得知，Q省T市的工人因为有多人得到我们的帮助，在老乡群内分享了自己的求助经验之后，总结出了“物资获取套路”：夸大自己的困难程度、装作没文化只发语音博取同情、让每户年龄最大的人作代表虚报整体年龄…这样的经验对于需要救助（或许不是最紧急的一类）的工人是一种“团队经验”或者“生存技能”，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弱者的武器”。即使这些武器瞄错了准星，为互助组审核成员平添了许多工作量，且增加了志愿者与受助群体的不信任感。

　　对于志愿者而言，现实提出了许多有待思考的问题。在公益活动持续的时间增加、完成的救助个案增多、复杂个案的处理经验愈发丰富之后，志愿者可能会感到困惑。由于志愿者大多为较高收入阶层或学生，即使部分人身在上海，也难以真正设身处地地感受到底层生活迫使人无暇顾及道德的无奈，也难以真正理解底层工友为何难以自救。极少有志愿者能做到“乐他人所乐，痛他人所痛”。在看过了太多的个案，有些“麻木”之后，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进行比较：”这个工人太傻，明明居委乐意给吃的，靠自救就可以吃上饭；那个工人怎么这样态度恶劣，我们又不欠他们的。这个工人不错，非常正能量……”可能久而久之，我们就代入了居高临下的施救者，而非是同一阵营的兄弟姐妹。这是笔者需要反思的地方。在一个案例中，一群民工集体行动，虽然导致了警方介入，但获得了一定物资。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最终拒绝了进行援助：一方面他们剩余物资尚足以维持生存的，另一方面，他们在求助时态度强硬，引发了志愿者对于“闹事”的担忧。从保持组织存续，以期帮助更多人的角度考虑，这样做确实没错。但是如果要求求助者对我们低眉顺眼为佳，独立强硬为次，那是否又有些不妥？

　　客观上，一部分受助者确实对救助行为造成了麻烦，资源的紧缺也的确迫使我们必须从中各种困难群体中筛选出最困难、最紧迫的个案进行施救。我们做不到为目光所及的所有受难者提供最适合他们的援助。所以我们必须去比较，必须去尽量挖掘每一个受助者的信息，多方核对其情况真实性，把他们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特征放在放大镜下检验，考虑每一种可能性。如果拒不配合提供图片、视频或者语气强硬、态度恶劣，则很有可能拒绝提供援助。这不止是出于志愿者的个人偏好，也考虑到了沟通成本和效率：有这样拉扯的时间，可能已经完成了两次救助。对不那么优先的个案，也只能以将自救途径告知，鼓励自行获取物资为主 —— 这又可能导致一些误会。也许我们可以说，我们并不是保姆或者圣人，对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帮到这个份上已经不错了。但是笔者时常因此夜不能寐：救助者与被救助者之间不管怎样都存在权力关系。我们本来是出于对劳动者处境的共情或者某种信念加入这样的活动，但是这样的工作本身却要让劳动者又一次被我们审视，以更低的姿态祈求帮助。面对不配合、胡搅蛮缠乃至辱骂的时候，我们的共情和耐心也时常被消磨。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们又应当如何自处呢？笔者最初的考量，更多是先以处理个案的效率和精确性为先，在解除封控之后再进行反思。但是越来越多待处理的案例和遥遥无期的封控解除，一次又一次对我进行叩问。

结语：论外杂笔

　　五月四日，笔者完成了一次对某户群租保洁阿姨的救助，同时听闻前几天笔者处理的另一个个案有被骗取资源之嫌疑，百感交集。恍然间发现仿佛假期才刚开始，被称为是“代表奋斗”的青年节就只剩了尾巴。在短短十几天里，笔者直接或间接完成的个案有近二十个，直接或间接帮助的受困者可能有百余人。还有援助组内的其它许多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更多更好，直接或间接帮助的人数超过四位数 —— 这些数字比起成就感，给我更多的是压力和负罪感。作为当前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有这样多的人在受苦受难，而我身边的青年却大多浑然不觉，对其一无所知。在假期里，我的校友、同学在野餐、娱乐，我感到一阵恍惚:我们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要过苦行僧一样的生活，但学习“马原”的大学生，享受了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或许应该看到更多象牙塔以外的东西，而不是等到自己走上工作岗位或遭遇意外，时代的灰尘像铁拳一样落在自己头上的时才感到刺痛。

　　一百多年前的五月一日，大洋彼岸的工人为免受压榨盘剥而奋起斗争。一百多年很快过去。一百多年前的五月四日，这片土地的青年为他们热爱的国家和人民而四处奔走。一百多年很快过去。希望此后，青年不必为了讨好领导而蝇营狗苟、为了意义未知的竞争虚掷青春；也不会年纪轻轻被扔进血汗工厂，或者未受教育便早早嫁人。希望有朝一日，劳动者无论是生活水平、精神文化都不再低人一等，能够有尊严地劳动、生活。如果有此一日，则不必有什么劳动节，也不必有什么青年节 —— 每一天都是所有人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