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学者招怼：众人皆悲我独乐 苦难也能凡尔赛？

　　前几天，萧功秦先生发了一篇正能量的文章，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向读者展示了一种情怀：不论环境多么黑暗，只要自己在心里点灯，照样通体透亮熠熠生辉。这是“与黑暗和解”的2.0版，萧先生也被坊间尊为“男版陈果”。

　　乐观与悲观，是个人自己的主观情绪，没有统一标准，“众人皆悲我独乐”只是萧先生独特的情绪结构与众不同而已，别人无从体会也不能指责。有人对入户消杀深恶痛绝，不惜拼死抗争。萧先生若兴高采烈开门揖盗，是他的权利。但萧先生不好劝别人乐观，就像别人也无权让萧先生悲观一样。别人看到上海空旷的街道，回忆起往日的繁华及未来民众的生计，不禁悲从中来。但这不妨碍萧先生“这种出奇的宁静，倒还别有一番趣味”的审美价值观。世界的悲喜本就不相通的。

　　“国民性”“民族劣根性”是已被正经学人抛弃的假概念，偶尔被人用于文学修辞，萧先生还时常用“劣根性”“恶根性”来立论，说明其学术旨趣很单纯吧。但搂着苦难当财富，确实反映了某种国产思维的低级性，这是让最吝啬的守财奴也望尘莫及的“理财攻略”。

　　萧先生把苦难说得很凡尔赛：

　　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社会困局中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一个民族的财富，然而必须通过深刻的反思，才能转化为民族的经验资源。

　　如果以“艰难困苦”的多寡来衡量财富，我们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族群了，是“经验资源”最丰富的地角。积攒了最多苦难财富，拥有最多经验教训资源，想低调都难啊！

　　比难度的竞技项目是对体能和技巧极限的突破，我们不是跟人比动作的高难度，而是比克服了对别人来说不存在的困难——咱是瘸着一条腿跟正常人比赛自由体操的，有自己独特的难度系数。智商优异者取得奥数赛冠军不奇怪，若智障经过拼搏克服了智力困难，取得了奥数赛名次才是大赢家。贾宝玉进士题名不如薛蟠考中秀才更励志，凭“呆霸王”的底子，能考中秀才得吃多少苦受多少罪呀！得克服多少对宝玉不存在的困难！如萧先生强调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前苏联有个笑话，美国人问苏联人：你们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哪里？苏联人回答：我们的优越性就体现在要克服别的制度里没有的困难……

　　苏联人暴殄天物了，他们不懂需要克服的独有的艰难困苦正是他们比别的制度多出来的财富，若以苦难来当财富比，他们应该是大富翁。我们才最会积攒这种苦难财富，一直稳居世界首富的位置。

　　货币有银根，滥印纸钱不是财富，收集苦难当财富就是滥发纸钱，是拿冥币当真钱用，把活人当死鬼糊弄。把苦难当财富，也就是冥币发行的“苦根”，在中土还真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把苦难作为上天分配任务的考核指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问题是，受苦人群中能接到“大任”的概率有多大？没有证据表明比安逸群体里受大任的概率更高。那些不想接大任和能力不配接大任者，也跟着“大任者”陪跑，白受了苦难，算什么事呢？

　　“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值得羡慕的事儿，因为大多数人“受了苦中苦，还是人下人”。成了“人上人”，苦难可以当财富，把受的苦兑换成乐，可以作威作福了。受苦人上位后，把苦难兑换成财富的吃相有点吓人，相当于拿冥币当彩礼娶活媳妇，社会要为他的苦难多支付一份勒索，这种苦难是额外的代价和成本。

　　一些搞历史研究的出不了成果，觉着是受苦程度不够，天不降大任给他，一急之下想受司马迁的腐刑之苦，自宫净身等“天降大任”。历史上被净身和自净身的很多，史家只有一个司马迁，其他都分流考干进宫了。其实，赵高、高力士、魏忠贤才最有资格吟哦“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萧先生是研究历史的，学术成果不好评价，感觉人倒是很方正的。他是把苦难当民族的财富，当社会的公产，倒没有私卖苦难贪污公款的问题，不会独吞“苦中苦”，而是让大家同吃“苦中苦”，成为全球的“人上人”。

　　萧先生骄傲地宣称他的座右铭：＂我每天总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看到美丽的太阳升起＂，并指认这是艰难岁月中的浪漫和潇洒。萧先生的浪漫情怀让人怦然心动，但能站位在“高高的垃圾堆上”，还不够太艰难嘛，若埋在垃圾里，阴雨绵绵没有“美丽的太阳”可看，那时才是真浪漫呢！艰难程度应该与浪漫深度成正比吧？这次萧先生办了出入证还有48小时核酸证明，能顺利看了牙科门诊，应该很羡慕那个因为没有核酸证明而被拒诊的老人吧？他比萧先生艰难，所以也比萧先生更浪漫哦。

　　萧先生劝大家要忍耐， 做一个乐天知命的人。并举了一个过去的例子：“我还记得十年动荡中曾有一个不幸的受迫害者，因为对人生绝望而自杀了，而自杀后的第二天，他的落实政策的通知就发过来了。”其实，不用找这么久远的事例，这段时间上海就有很多具有哲理的事例：垂危病人没有核酸检测证明就不能做手术，等核酸检测书送到时，病人已经死了。这位病人已经努力去“乐天知命”了，还是没坚持等到核酸检测单。那个“落实政策的通知”与核酸检测单，哪个更残忍，哪个更浪漫？哪个是自杀，哪个是他杀？

　　我们宁肯永远当穷光蛋，也不想拥有萧先生说的“苦难财富”。让那些苦难制造者自己去当财主吧！希望他们是最吝啬的守财奴，要捂紧苦难财富别外溢啊。（作者：邱开冒）

延伸阅读：

萧功秦丨疫情中的思考，艰难时期如何安身立命

作 者/萧功秦  历史学家、教授

来 源/萧功秦论评

id/xiaogongqin

01　上海街头出奇的宁静

　　我住的小区是上海徐汇的一个封控小区，目前还没有解封，但只要向居委申请通行证，还是可以出门看病的。在电话联系以后，我到居委填写了一张表格，写明最近两次做核酸的时间与出门事由，居委大白盖了一个章，我就可以凭这个申请单出门了。

　　五月四日清晨，我骑电瓶车去第九人民医院看牙科门诊。这是一个多月来第一次上街，颇有一种重获自由的新鲜感。从小区到医院的一路上，空旷的大街见不到一个行人，即使是快递小哥也不多。往日繁华的林荫道，连汽车也不见踪影，这种出奇的宁静，倒还别有一番趣味。我就在路边停车，拍了张街景照片作为留念。这可以说是上海建城一百多年以来未遇的奇观，解封以后就再也看不到了。

　　40分钟骑车途中，看不到一个交警。近医院的一条小路边上，遇到一个大白，他问我上哪里去，我说去九院看病。他也没查看我的通行证，就让我走了。

　　医院大厅里人不多，相当于过去的五分之一，我在九院底楼挂号窗口看到一个挂号的老人让人同情。挂号时他的核酸检验报告还没有出来，等到报告出来时，他预约的专家门诊号已经失效了。他向窗口里的工作人员苦苦争辩解释，但对方回答，这就是医院的规定，没有办法。

　　我真为这位老者担忧，一个月不能出来看病，估计也不是小病，好不容易申请到了通行证，到医院看病时却遭到拒绝，这是多大的打击？世上总有很多不幸的事，我们的制度规定是不是应该更人性化一些，来减轻普通人的困难与不幸呢。

　　这次疫情也显露出我们社会中一些消极的东西，例如，某些官员素质不高，凡事一刀切，层层加码，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上下反馈机制的不足，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匮乏，人道主义文化的缺失，体制与社会文化中的种种短板也很多。

　　疫情中显露出来的这些社会问题，会成为影响中国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国运的深层次因素。希望疫情过后，我们社会能从上到下，都对这场灾难进行深入的理性总结与反思。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社会困局中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一个民族的财富，然而必须通过深刻的反思，才能转化为民族的经验资源。

02　与一位极端思维者对话

　　我把出小区治病的这段经历与途中拍的相片发到朋友圈里了，有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士在我的朋友圈里责问说，“你居然在空旷的大街上看出来别有趣味”！他极为愤慨，认为我是一个“麻木的人”，“对疫情中的苦难缺乏同情心”，并认为我不配是一个文人，他决定把我从自己微信中删掉。

　　我在朋友圈是这样回复他的：在你删除我以前，请容许我对你说一句。我特别欣赏俄罗斯作家格林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每天总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看到美丽的太阳升起＂。

　　没有艰难岁月中的浪漫和潇洒，不配是一个真正的人。不懂得苦难中的浪漫和潇洒，也无法理解真正人生。

　　格林是俄罗斯20世纪初期的一位浪漫主义作家，格林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他以自己对生活的信心与热爱，超越了种种人生苦难。他的中篇小说《红帆》被改编成电影，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中国放映过。当时我还是个少年人，我至今对电影中的浪漫诗意印象深刻。我之所以想到引用这句话，因为它曾是我在人生最艰难时刻的座右铭。

　　这位对我不满的先生很快又回复了，我以为他消除了误解，会同意我的看法。没料到的是，他说，“在垃圾堆上欣赏太阳，那是典型的犬儒主义”！并写了一段带有侮辱人格的话，他说，“都如你这般，如蛆虫一样，在粪坑里看见一丝热的大便就欢心雀跃”。他把我的话等同于“粉饰太平”，还要求我不要对他回复。他写道，“你回复了，就是承认自己是蛆虫了。”另外还写了一些不宜引用的、不堪入目的骂人的话。

　　他的回复让我出乎意外，可以说，我遇到了一位具有极端思维的网络人士。从人类的思想史上来看，无论是左的极端，还是右的极端，无论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极端，无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充满着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凡是不同意自己意见的，就是动机不良，就是不正义，就是邪恶，凡是邪恶，就必须予以清除、打倒乃至从肉体上予以消灭。

　　“道德优越感”——“正邪”两值分类——“有你无我”的斗争哲学，就构成了此类人士判断事物的三步曲，就形成他们对世界万物的解释框架。他们甚至对情绪不如他们那么激昂亢奋的人，也都判定为叛徒，投机分子与动机不良。理性与中道，同情地理解对方，在和而不同中，彼此交流互动，在他们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令人忧虑的是，当今中国的微信与网络世界里，国人处于左右两个极端的撕裂状态。各方都是恶语相向，把对方指责为动机卑劣的邪恶者。其实，他们虽然在几乎所有观点上势不两立，然而，在思维方式上，在判断与表达观点的“深层句法”上，却是惊人的一致。这是因为，他们都有着文革激进文化的传承。（众所周知，无论是小偷还是警察，虽然角色不同，但讲话使用的句法是一样的。所谓的深层句法就来源于此。）

　　这让我又想起了文革时期在上海嘉定工厂参加一次反帝游行，当时有一部满载牛奶的奶罐车，一不留神开到我们厂的游行队伍中间来了，游行队伍中的一些人大为愤怒：这不是破坏革命大游行的罪恶吗！于是一伙人冲上去，以“正义者”的姿态把驾驶员毒打了一顿，据说把司机的门牙都打断了。（后来听厂里人说，那位可怜的被打者解释说，由于满车罐的新挤的牛奶必须立刻送去消毒，否则全废了。为了赶时间，才不小心驶进了队伍）。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极端思维的例子。

　　读到此人的回复，绝对不能说自己会心情舒畅，好在多年来，我经历了太多与极端思维人士的思想冲突与碰撞，也已经见怪不怪了。于是，我再次对他回复说：

　　——灾难与苦难中的乐观，并不等于对苦难的赞美与歌颂，更不等于对自然灾难中产生的种种次生灾难与种种不幸的无动于衷，你把对苦难事物的态度，与苦难中的人生处世方式，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在一起了。

　　—— 你骂得再厉害，我也不回敬，我知道极端文化在社会上是何等根深叶茂，我知道你实际上是一种极端文化的受害者。老弟，息怒，或许几年以后你会清醒一些，或者那时候你会意识到自己错了。

　　原以为我这封讲理的信，会让他理解，没有料到他更为恼怒，他在短信中表示，如果我再回复他，他就要开骂了。我已经领教了他发出的恶语的厉害，也不再与他联系了。

　　我们的网络与微信中充满着语言暴力，一方面，网上有人鼓吹要求政府派“志愿军”去欧洲，帮俄国打仗，凡是反对这样做的人就是胆小鬼、汉奸、投降派，另一方面，我遇到的这位极端人士，仅因为我说“宁静的街道上别有一番趣味“，就把我视为“粉饰太平”的“蛆虫”来谩骂。近年来，中国民间的思想处于撕裂状态，日益对立。

　　与这位极端人士交流，让我感到一种担忧，他的仇恨心如此之强烈，对不同意见的人如此势不两立，对激昂情绪者讲道理是多么苍白无力，这件小事就足以说明。想用中道理性来说服左或右的极端派，是多么困难。

03　与国人的恶根性告别

　　疫情总会过去，而未来中国可能会面临更艰难的时代。

　　俄乌战争发生以后，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将更为严峻，新的疫情还会时不时地挑战我们的神经，不断让我们付出更多艰辛努力。政府发出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号召，表明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逆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势必面对以往四十年从来没有经历的严峻的经济局势。人口出生率在持续下降，社会上的种种内卷化让人们忧虑。每年有上千万的大学生需要就业，社会上的待业人群却在增加，中小企业经营困难重重。民间社会中左右撕裂的状态并没有改善，反而会在矛盾中进一步激化。此外，疫情中暴露出来的深层次矛盾，将持续影响我们未来十年二十年。

　　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我们必须为未来不确定因素的不断增加做好准备。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局势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严峻？外部因素固然是一个方面原因，社会深层次的矛盾的暴露也是另一方面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在困境来临时，我们国人应对困境的精神态度与文化手段，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中国人身上极左时代形成的陈旧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残存的极端思维会从假死状态重新复活。一旦国际环境恶化，国内经济困难出现，各种“阴谋论”思维、亢奋极端的狭隘民族主义、自以为是的“厉害国”观念，受害者式的悲情主义，都会被重新激活，它们会取代人们的常识与经验，并且具有传染性。这是因为每个人思维中多少有过它们曾经的活动轨迹。甚至已经被全民否定的“阶级斗争”的观念，也会很轻易地回到我们生活中来支配人们的思维。加上人道文化的缺失，以及其他种种恶根性，其中有二千年来的专制统治形成的文化习性，也有十年动荡时代的左的思潮在国人精神与心理上积淀的文化惯性。都可能会在艰难时期不断被激活。

　　事实上，前些年来，这些恶根性的东西，它们曾经淡出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时，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时，当时中国人的心态与精神状态，要比现在健康得多，温和得多，开明得多，中国人中的朴素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在国力上升时期也健康的萌发着，茁壮地滋长着，在民间表现出饱满充实的生气，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也要和美得多，官员也要体恤民意得多，民间的戾气比现在要少得多，那时社会上也远没有后来的“左右撕裂”与“厉害国”的狂热。

　　旧文化 ，旧思维，旧事物在真正死亡以前，曾经会有一个假死阶段，处于假死状态的旧文化，一旦有了适宜的条件，就会从假死状态重新复活过来，一旦被重新激活，它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支配我们，影响我们，干扰我们走向新文明的努力。

　　我想起了一百多年前的严复，他在给他的学生熊纯如的一封信中，写过的一段含义深刻的话：

　　 “华族终当强立，由此强立之先，以其有种种恶根性及种种不宜存之性习，故须经层层洗伐，而后能至。”

　　专制文明千百年来，以及文革极端时代以来，积淀了许多看不见的民族劣根性，这种文化性习太深厚了，要克服它们，远比我们想像的更困难。

　　至于中国人要受多少磨难，才能走上真正的强立这一坦途？严复说了一句深刻的富有历史感的话：“但问其恶根性及不宜存之性习之多寡矣足矣”。

　　我们内心深处这些恶根性的东西，存留越多，我们走向新文明的路途，就越漫长。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如同防范新冠病毒一样，警惕它们对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传染、干扰与支配。判识这种种恶根性，并与之斗争，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命。

04　做一个乐天知命的人

　　有朋友问我，在上海疫情中，我是怎样度过的。我回复说，每天看微信中种种消息，往往让我心焦，我也会思考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写作与读书。

　　我说，我的生活节奏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疫情前，我每天早上要在小区的墙头打壁球六百次，每天都是满头大汗，一年就可以积累到十八万次。现在封闭在家里，我的运动量几乎并没有减少，我每天在家深蹲运动四百次，一个月就积累了一万二千次。我比许多人更重视运动，坚持运动凡二十年，连脂肪肝都消失了，这是对我多年坚持“间歇性的高强度运动”的回报。

　　我绝不相信年岁上去了，就应该像乌龟一样不动。健身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有良好的生活与写作状态，我要保持健康的身体与灵敏的思维，来从事我的著述。可以说，我是疫情中受影响最小的人中的一个。我力争做一个“乐天知命”的现代儒者。

　　什么是乐天知命？对此我有自己新的理解，所谓乐天者，就是理解了宇宙的法则，理解了生命的含义，以及“善良终究战胜邪恶”的t千百年人类文明的大趋势。这就是乐天。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因相信天道而乐观。

　　凡生活中的一切恶事与灾难，我的理解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走向新文明的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与付出的代价。虽然这种代价有时很惨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死不改悔的乐观主义者。这种信念也是我的精神支点，它让我可以避免悲观厌世、虚无主义。抑郁症是与我无缘的。

　　这种人生态度，得益于一位家乡老者的启示，那是1987年，我在长沙开会后，顺道回家乡衡阳探亲，见到我堂哥的一位患难之交，他曾是民国时期的一位老县长，十年动荡时期的生活当然是颠沛流离。

　　我问他，在那么艰苦的生活中，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自杀？这个重头问题立即勾起了他的深思，他想了一会对我说，因为他一直研读历史，从历史中，他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四人帮式的“法家”统治，从二千年历史看，总是短暂的，一时的，不会长久的，中国文明源远流长，中国终究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个信念一直支持着他，终于他还是等到了文革的结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乐天，让一个人在困境中会有一种坚持力，一种韧性。我还记得十年动荡中曾有一个不幸的受迫害者，因为对人生绝望而自杀了，而自杀后的第二天，他的落实政策的通知就发过来了。由此可见，乐天人生态度是多么可贵。

　　所谓知命者，就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由自己选择的，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出生的时代与环境。既然命运让你出生于这个时代，生活于这块土地，就让我们享受这个时代的美好的一切，也同时必须承受这个时代中的种种不完美。其中有欢乐，也有痛苦，有焦虑，也有慰惜，既来之，则安之。我们生活于这个世界，生活于当下，这是我们的命。

　　乐天知命，心怀善意，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好，让自己在事业追求中，得到人生的充实。把我们从事的工作与事业，看作是人类文明洪流中的晶莹的小颗粒。

　　如同我在青年时代读过的小说《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中的海鸥那样，他在追求自我超越中，获得了精神升华，在他看来，世上没有天堂，天堂就是越飞越高。让自己成为文明进步大趋势中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这就是我所秉持的乐天知命。

　　这几天得知了一个消息，商务印书馆一位编辑来短信告诉我，我在今年三月份新出版的小册子《走出天下秩序——近代中国变革的思想视角》，上了“万圣书屋”四月份的销售排行榜。我的这本书并不通俗，原来以为不会有什么销售量，这个消息让我还是有点意外的惊喜。

　　在这本书中，我分析了中国近代特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如何支配、影响了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历史性选择的。我阅读了英法联军当事人的回忆录，让我搞清了火烧圆明园事件中的一些关键细节，例如，咸丰皇帝因对西方文化的误解，而作出了一个突然的情绪化的决定，导致人质事件，从而改变了历史。

　　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还有不少人在认真读书思考，真是“德不孤，必有邻”。这也是对著书人的鼓舞。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从来不去想自己的年龄，期待着还可以写作思考阅读二十年。既然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能在93岁还再次当上总理，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我将在我的近万藏书中度过此生。我希望在离开这个美好世界的时候，能看到的是一个更美丽的中国。

　　我的座右铭是：尊重经验常识，尊重社会多元，超越左右极端，务实理性中道，融入世界文明。在一个充满复杂的矛盾与变化的时代，做一个有着内心的自由追求，又能乐天知命的知识分子。

　　我最喜欢的儒家先哲的一句格言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