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长老教会遇袭导致1死5伤，附近居民到现场献花致意。（美联社）
南加州枪击案发生后，一时之间讯息不明，台湾媒体对于凶嫌身份的相关报导多有分歧。有的说他是“仇视台湾人的中国移民”，有的说他是“曾经在台湾受气的中国枪手”，有的指称他根本就是台湾人，是“外省第二代”。其实，发生这起犯罪与凶嫌的国籍、省籍，是台湾人或中国人无关。凶嫌针对本土色彩浓烈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下手，犯案时还把门鍊住，用胶水黏住门锁，甚至准备了汽油弹，这显然就是一件具浓烈政治色彩的仇恨犯罪，而犯罪的推力是来自于暴力排他的中国民族主义。
任何政治观点的歧异，都不应以暴力解决，更何况夺人生命。但这几年来，中国共产党有计画地在中国与世界各地煽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主义情绪，更成功地引为己用。最近出版的新书《余英时评政治现实》（印刻文学出版，颜择雅编）对于共产党这种坏的民族主义情绪多所著墨，其中所举两个案例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个案例是近代颇负盛名的中国哲学家梁漱溟，他在1971年中共进入联合国之后对新儒家同道冯友兰说：“中国进入联合国，标志著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其他民族处于平等地位了，这是我们在一、二十岁就嚮往的。毛主席的功劳无论用什麽字眼形容都不过分。”对此，余英时说，梁漱溟是曾当众受辱于毛泽东的人，而且表现得极有风骨。但在民族主义前面，梁竟对毛五体投地。更奇怪的是，梁不可能不知中华民国是联合国四个创始会员国，竟对中共取代中华民国如此兴奋异常，关键在于前者是美国“提拔”的结果，而后者则是由中国人自己用武力（如韩战）拼出来的。
另个例子是余英时的经验，他回忆自己在九〇年代初期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讲演，正值中共最大的氢弹试爆成功，余英时在明大校园遇见一位来自台湾的留学生，“他的兴奋简直到了手舞足蹈的境界，这个深刻的印象使我至今不能忘记。”
余英时认为这种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羡憎交织”－即企羡与憎恨的心理交织在一起的心态，是长期受到压制，不能痛快地表达出来，一种落后民族对于先进民族的典型心理反应；前者认为自己地位应该与后者平等，但现实中却高下悬殊，因而滋长出憎恨先进的情绪而想打倒他。与梁漱溟所处的时代相比，这种“羡憎交织”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到21世纪仍没有稍歇，而台湾更成为这种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下最重要的标的物。
余英时分析，在中共不断地煽动下，整个台湾被民族主义（包括左派与新左派）视为“西方”的象徵，因而成为中国的“异己”。这个观点一旦流行，台湾现代化的一切成就如自由、民主、人权等变只有负面的意义。其逻辑推理是这样的：台湾的“现代化”即是进入“西方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轨道，因而越来越背弃“中国”，最后将无可避免地变成“中国”的对立面。这正是今天中共政权最需要的论点：对外可以理直气壮地抵制西方的人权压力，对内可以压制民主的要求。
余英时的分析写于1996年台湾首度总统直选前，距今已经26年；不过，相关文章却精准地预测中国民族主义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两岸关係的撞击，甚至也对台湾当下的政治分歧提出解释：一个台湾移民何以对同样来自台湾的社群有如此巨大的憎恶，非得以取人性命甚至同归于尽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政治诉求？关键就在于这种“羡憎交织”、扭曲恶质的中国民族主义；当民族主义一旦与暴力结合，终成为一种可怕的毁灭力量。
周文伟是怎麽鍊成的？他的养分取自于中国共产党“不放弃武力犯台”的大一统主张，也模仿自艺人方芳那种“打它（台湾）两巴掌才知厉害”的君父思想，甚至从一天到晚“鄙视台湾民主却称羡中国强大”的言论当中得到启发。长期放任这些恃强凌弱、攻讦民主的仇恨言论到处流传，最终成为铸鍊周文伟这种变态人格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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