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和平饭店被困民众看见有人走过就在喊“放我们出去，你们是来解放上海的吗？”
疫情期间，我们采访了很多漂在上海的人。
他们中，有困在店里的盲人按摩师，有为养家外出跑单的骑手，有住进公安岗亭的建筑工人，有方舱出院无家可归的保安，有滞留上海的卡车司机，有失业的“老男孩”……
对每位受访者来说，这都是人生中一段极为特殊且难忘的经历。当上海逐渐从疫情中复苏，我们回访了曾经无家可归的他们。何以为家？何以为人生之希望？有的人已经找到答案，有的人正重新上路，还有的人仍在等待。
小区保安：终于找到了工作
4月20日，记者第一次见到孙谔时，他已经在上海火车站北广场上躺了一天一夜。身边坐着两个认识不久的朋友，地上散落着行囊、方便面盒、矿泉水瓶，外围拉着一圈警戒线。他此前露宿街头多日，不幸感染，只得在此等待转运。夜晚的大雨落下前，疾控中心的车抵达，把三人送到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
孙谔来自扬州，25岁，三月中旬来上海，在浦东金桥找了份保安的工作。浦东封控后，他无处可去，就到火车站周围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坐车回老家，却始终没买到车票。孙谔一直想找份工作，于是每天都去做核酸，直到收到“阳性”的通知。
4月27日上午，孙谔转阴出院，仍然无处可去，又被送回了火车站周围。他在相对暖和一些的地道里歇脚，每天都在尝试找工作。这里每隔一两米就有一个“床铺”，住着流浪汉、快递外卖骑手、各色人等。条件“好”的，住在帐篷里；差一些的，还要烧树枝取暖。孙谔总是戴着两层口罩，担心再度感染。
没过几天，地道里检出了一例阳性感染者，人们被迫离开。带雨棚的公交车站、桥洞……孙谔到处寻找住处。有人对他说，住马路上不如赖在方舱不走，他反驳：“都说江苏是上海的娘家，我们江苏人来女儿家里，怎么能耍无赖呢？”
孙谔后来去了嘉定、青浦，找到过一份工作，又被“劝返”，最后还是回到静安。他坚持每天做核酸，坚持每天找工作。“有人告诉我，周围的小区在招聘消杀员、保安，还是有机会的。”
所幸，孙谔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在一个小区找到了保安的工作，每天工资420元。居委会给了张行军床，提供三餐。他在那里干了十多天，“虽然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但这种感觉真的很踏实、很好。”
孙谔也一直在和老家联系，寻求回家的可能性。看到上海四条轨交线路即将恢复运营的消息，他顿时感觉回家有望，“老家那边说，隔离宾馆住满了，让我过两天再回。我猜他们的意思是，过两天我就可以回去了！”
外卖骑手：我得照顾好一家人
白天，43岁的骑手黄绍翰穿梭在大街小巷，一单接一单送外卖，一心想多赚些钱。晚上，他看着手机里妻子和孩子的照片，想着什么时候能回小区。
黄绍翰是广西人，来上海已经十多年。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是4月20日凌晨12点半。他刚送完当天的单子，扶着电瓶车孤零零站在闵行区一条小马路边上。
因为是兼职骑手，平台不提供住宿，黄绍翰只好和几名骑手住在桥下。几人打了几个地铺，有爱心企业给他们送去了一些物资。
其实黄绍翰住的小区就在这桥洞边上，走过去也没几步路，家人都住在里头。疫情切断了他的收入来源，他只能向居委申请外出跑单，但出了小区就不能再回去。
“为了生存，没办法，我得照顾好一家人啊。”黄绍翰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当兵几年的经历把他磨炼成一个坚强的男人，但只要提到家人，他的语气一下就变得柔软。
在外赚钱，不只有跑单的辛苦，很多时候，黄绍翰都在为晚上住在哪伤脑筋。住桥洞的时候，他想洗头，但找不到水，只好拿两瓶矿泉水冲一下。后来桥洞下又来了几个从方舱医院回来的人，据说其中有人“阳”了，他和同事只好另找他地。
住处并不好找。有的桥洞已经住满了人；有些无人地带，不知被谁用围栏封死了入口；还有一些公共区域，有管理人员明确告知他们不能住人。住在街上，有时还会碰到巡逻人员，要求他们立刻离开。黄绍翰不得不爬起来收拾行李。
搬离桥洞那晚，记者跟着他找到大桥下的一片空地。这里临河，晚上阴冷潮湿，好在他随身带了被褥，就地搭起帐篷。还有两名骑手因为同样原因住在这里。
几天后，他还是离开了大桥，他说那儿也不让住人了。幸好，他的儿子设法帮他解决了住宿问题。为补贴家用，儿子也注册成了骑手，一直在外跑单，平时就住在老板的店铺里。老板好心，得知黄绍翰没地方住，便允许他晚上住过去。
“虽然生活很艰苦，但还是遇到了很多好心人，我挺感激的。”现在，黄绍翰仍在跑单，但不必再担心住宿。他的想法没变：多赚些钱，等待解封，早日和家人团聚。
盲人按摩师：晒到久违的阳光
“请帮我感谢物业、业委会和民警，如果没有他们，我就得去流浪了。”采访快结束时，付岑叮嘱记者。平时不太透露情绪的她，语气里明显多了几分开心。
付岑是位盲人按摩师，3月17日起，她独自留守在浦东某小区二楼的盲人按摩店里，一直住了48天。4月下旬，记者曾去店里采访过她，那时，她对未来仍充满担忧：是会一直被困在店里，还是会被安排到别处去，抑或是有机会回老家？
任何微小的变动，对全盲的她来说都可能是难以克服的恐惧。封控期间，付岑既不会下楼，也不会用手机抢菜，更不知道如何团购。她一开始没向外界求助，靠着同事留在店里的一袋挂面和十几个鸡蛋熬了几天。好在，随后物业、邻居和残联都送来了物资，这让她感到安心。
她以为可以就此一直住下去直到解封，一次突如其来的变动又让她焦虑不安。5月1日当晚，她突然向记者发来好几条语音，语气慌张。原来，出于疫情防控原因，她被告知不能住在店里，可能会被送到某集中安置点，但她看不见任何东西，陌生环境下的集体生活无疑是巨大挑战。
“我害怕去到陌生的地方，找东西很不方便，更怕给别人添麻烦，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民警考虑到她的情况确实特殊，希望物业能想想办法，找个地方暂住。物业随即找了一间一楼的办公室。“这总比去安置点好，至少不用离开大楼，也有熟悉的人员陪我。”
让付岑没想到的是，业委会提出办公室还是不方便——离洗手间太远。一番沟通后，大家为她找到了大楼8楼的一间房间，这里原是酒店公寓，周围也有不少住户，条件比办公室好了不少。5月4日，大家帮付岑把所有行李从一楼搬到八楼，带她住进了新房间。
房间很宽敞，有张床，还有洗衣机、电视、冰箱和独立卫生间。“东西找起来也很方便。”付岑高兴地告诉记者，原来住在店里，没有窗户，无法感知白天黑夜；现在每天能开窗透透气，还能晒到久违的太阳，心情也好了起来。
直到今天，物业工作人员每天都会送来一日三餐，邻居偶尔也会送一些自己做的饭菜，陪她聊聊天。现在，她耐心等待着解封，希望能买到一张去广州的车票，回到爸妈身边。
建筑工人：儿子在等着我
见到聂森的那一天是4月29日，气温只有十几度，正是春寒料峭时。他穿着单衣，在风中瑟瑟发抖。
“天太冷了，我在街上睡了一晚上就受不了，只能另找地方。”沿街的商铺都关着门，路上也见不到什么人，拖着行李走了两条马路后，聂森看到一个公安岗亭，探头朝里张望，感觉不像有人的样子，于是试探性地推了推门。锁坏了，门能打开。他摊开铺盖，住了进去。
“挺暖和的，雨也淋不到。”聂森对这里挺满意。
58岁的聂森是一名建筑工人，平时跟着包工头四处打零工。今年春节刚过，包工头问他愿不愿意到上海干活，一天工资200多元。他心动了。3月中旬和妻子一起从老家贵州铜仁过来。妻子在长宁区一家火锅店找了份工作，有集体宿舍。聂森为了省钱，没有另外租房，住在工地里。
4月初，疫情防控手势收紧，工地停工了。聂森和几个工友蜗居在工地里，几天后，他们的核酸检测结果同时显示为阳性。4月14日，聂森被转运至浦东一家方舱医院。4月21日出院后，聂森本想回到工地，却被保安拦下，妻子的宿舍也是封控区，进不去。
流落街头的那些日子里，聂森不止一次怀念方舱医院的生活：有床睡，饭和水都管够。他指着马路对面的一家便利店说：“店员人很好，不仅卖给我吃的，还会帮我把面泡好。”那时，这家便利店还不能线下营业，但店员看他实在可怜，仍愿意卖他一些生活必需品。
在岗亭里住了五六天，聂森开始担心：这是别人的地方，会不会再被赶出去？“我是打工的，不是流浪汉，这辈子都没当过流浪汉。”聂森越想越不安，开始在网上求助，想找一个能安心住下来的地方。4月30日，他终于放下了心——黄浦区相关部门将他送到一处临时安置点。
5月20日晚，记者再次联系上聂森，他仍住在临时安置点。“我每天都在看手机，上海到贵阳的高铁一恢复，我就抢票回家，儿子在等着我。”聂森说。
货车司机：找回原本生活节奏
“一觉醒来，就回不去了。”货车司机陈非是安徽人，3月27日从南京运货至上海奉贤，计划休整一晚再装货回南京。第二天起床刷手机时，他才看到“上海实施分区分批核酸筛查”的新闻。
和周围20多名同样境遇的货车司机一样，陈非只能先把车停在路边。他从未遇到这种情况，一时有些手足无措。所幸没过多久，金海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就发现了他们。执法队员先引导司机将货车停至几条次干道，并保持疫情防控安全距离，再设置通讯录详细整理货车司机信息，“后续要为他们提供生活物资，还要做核酸、抗原检测，无论哪个都不能漏。”
其后几天，行政执法队每天都会来送几次物资。陈非说，队员们来的时候，就是他一天里最开心的时候。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队员们把物资放到几米远外，提示他自行取走。吃了几次方便面后，街道还协调来了热腾腾的盒饭，“有菜有肉有米饭，真的想都不敢想，吃进嘴里才相信是真的。”
虽然看不清口罩下队员们的脸，但相处多天后，陈非还是和大家混熟了。一天，街道物资保障小组遇到缺少货车的情况，保障组里的城管队员想到，能不能请滞留在街道的货车司机出个车？虽然很不好意思，但他还是拨通了陈师傅的电话。陈非一听要他帮忙，一口答应下来，5分钟后就把车开到了街道。完成任务后，街道坚持要给陈非报酬，但他始终不愿收。
“吃了街道这么多天饭，现在能出一份力就出一份力。”陈非还说，以后还有运货需求一定还要叫上他，而且“千万不要给钱”，朴素而真诚的话打动了在场所有人。
陈非后来收到了有关部门开具的绿色通行证，得以返回南京。记者近日联系他时，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打通——陈非又忙起来了，终于找回了原本的生活节奏。
“老男孩”：来上海20年，很爱这座城
记者看到刘伟时，他正用手机放着那首《老男孩》。音量被调到最大，歌声回荡在上海火车站北广场。
在空旷的北广场上，他和不少人一样，打着地铺，风餐露宿。
不久前，他还是一名小区的兼职保安，负责封控楼宇的安保工作。但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小区楼宇逐渐解封，他的工作也丢了。
以往，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但此时的上海，却让他没了办法。
没有地方可以住，只能流浪街头，刘伟和一些无家可归者随后被统一安排到现在的地方。但吃喝拉撒，都成问题。“倒是有人来看过，给我们发了泡面，但是没热水，怎么吃啊……”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对于现状，他的语气里没有抱怨，只是有一些不解。“防疫的做法，我都理解。但是对我们这样的特殊人群，是不是能有一点人情味？”他苦笑着摸摸头，“我很爱这座城市，只是现在不知道到底怎么了，我为什么会睡在这里。”旁边的同伴大声抱怨两句，他还回过头劝阻：“别这样，好好跟记者说。”
刘伟不像其他初来乍到的打工者，尽管才30来岁，但他来上海已经20年了。按他自己的说法，自己还在上海念过书。“我在这里接受过教育。”他言语中有一些小小的自豪。
只是这个已经习惯上海的老男孩，也有些累了。几天后，刘伟告诉记者：“现在想家了，特别想。”他想回重庆老家，但那边告诉他，隔离期间要自己承担酒店费用，一天得两三百元，他盘算了一下自己做保安的报酬，有点舍不得。“好笑的是，他跟我说你要是密接就免费，我真的有点想成为密接。”
权衡之下，他准备先去武汉，再转道回家，因为听说武汉集中隔离是免费的。抢到了去武汉的票，刘伟就开始收拾行李。不过火车是在虹桥站发车，他准备骑共享单车过去。记者看了下距离，18.9公里。
临走时，他还不忘感恩：“对了，后来有上海爱心人士自发组织给我们发了一些物资，有帐篷有食物，特别感谢他们。”
“再见上海，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有点伤心。未来打算？等着看呗。”刘伟又哼起了歌，“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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