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与中国悲剧的未来（一）

世上从来没有英明伟大的领袖，

只有被神化且权力不受约束的野心家

2022年4月27日，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评估习近平的干涉和颠覆法”（Assessing Xi's Interference and Subversion Act），英文缩写刚好是“AXIS Act”，即《轴心法》。很凑巧，这个简称正好类比二战时期德义日（法西斯主义）“轴心国”，也类似2002年1月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国情咨文中，以“邪恶轴心”（Axis of evil）指称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等“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伟哉！习近平将“冠名”登上美国法律，享有连二战时期受到世界“最高敌视”的希特勒都无法获得的政治待遇。然而，此一趋势绝非中国之福，而是中国悲剧的未来。

这种“中国悲剧”，既非承包也非代工，而是“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也就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尽管法案须经参众两院通过并经总统拜登签署才生效，法案也以进行式的“评估”（assess）而非“反对”（anti）或“制裁”（sanction）为执行形式，重点亦在监视俄乌战争期间中国是否“偷助”俄罗斯，以致破坏美国制裁俄罗斯的行动，但以他国领导人“冠名”一项负面性法律，在美国法律史上实属罕见。由此可见，法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很强烈的个人针对性，也显示美国对中国已经“忍无可忍”，中美关係将持续恶化、难以回春。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习近平！

2022年5月23日起，《新华社》推出了50集的微影片《足迹：一路走来的习近平》，内容跨越40多年习近平的从政经历，很显然，这是中共在20大以前对习近平的“造神运动”。据香港《明报》报导，习近平在19大获得“核心”的称号之后，将在20大获得“领袖”的尊称，也就是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位获得“领袖”称号的党国领导人。

毫无疑问，习近平被视为自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势的领导人，不仅强力统治中国，更想改变国际、称雄世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6日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政策演讲中，把习近平定义为“对内压迫、对外好斗”的独裁者。特别是习近平以“中国崛起”而断定“东升西降”，断定专制必将战胜民主，进而敌视西方、对抗美国、压迫台湾，并且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侵略的俄罗斯，乃至与流氓政权（北韩、缅甸、伊朗、委内瑞拉、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等）结合，沆瀣一气，同流合污。

三个习近平，各个不相同

习近平有三个，一是福建时期，二是浙江时期，三是北京时期。三个时期，各不相同。福建时期以亲民著称，我在这一时期见过习近平，其人低调沉稳、城府很深，但也能轻鬆漫谈两岸关係与台商投资；浙江时期以勤政闻名，精于调研与查访；然而，北京时期则完全变样，以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而名扬世界；面对当前这位国家领导人，中国境内无人愿意劝说改变，无人斗胆说出逆耳忠言，人人揣摩上意、加码表忠。

一般预估，习近平将在2022年秋天顺利续任第三任期，未来五年或十年，习近平将决定并改变中国的命运。在一人独揽中国发展道路，一人凌驾法律之上体制下，中国未来的命运将是一场“零和游戏”，一个“一人独尊”与“一无所有”之间的战争，一场自悬孤立、与世对决的生死对抗。

进入北京权力巅峰的习近平，对照于福建经验和浙江施政的习近平，判若两人。在北京，围绕在习近平身边的智囊或策士大约有三种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反美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纯粹武力的军事冒险主义者。这三种人合成了一种思想：习近平主义，一种“硬汉打铁”，一种标举“唯我正确”，一场号召民族复兴而称霸世界的梦幻组曲。

习近平的“新毛泽东主义”

习近平主义是一种“反邓小平的新毛泽东主义”。这里所谓“新”，是指习近平将把毛的阶级斗争国际化，把毛的“反苏修”倒转为“联俄反美”，把邓的“韬光养晦”倒转为“战狼外交”，在经济上把邓的市场社会主义扭转为党国资本主义。

定于一尊的习近平主义，这种混和了大一统意识、专制威权政体、民族沙文主义、狂热爱国主义的大杂烩，一举扫清了邓小平以来主张市场开放、和谐世界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自由派，抛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理性外交，打击所有“妄议中央”的批评家，压迫“非汉”的少数民族，不断升高两岸军事紧张，豢养一群御用学者和五毛粉红，打击以马云为代表的创业资本家，坚持“清零”却清出了视百姓如刍狗的官僚嘴脸，造就了14亿“听党由命”的韭菜百姓，以及一个被视为世界公敌的新中国。

习近平主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以西方的语言来说，习近平主义又叫“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什麽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最大的两个特徵是：独裁与好战。意大利哲学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1995年在《纽约书评》发表《永在的法西斯主义》（Ur-Fascism）一文，指出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包括把异议视为叛国、反对外来者、对传统的狂热崇拜与拒绝现代思想、排斥多元与差异、用阴谋论让追随者产生危机感、男性沙文主义、喜欢展示武器的英雄崇拜、领袖主导的民粹主义、以教条压制独立的批判性思想等等。

所谓“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是指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如下徵状：以“反腐”为名而肃清政敌和打击敌对派系的政治斗争；解构“集体领导”改以“习核心”为最高领导的一人领导制；不容分享权力、不许批评，只能“众星捧月”的共产党专政；崇尚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英雄主义；高举毛泽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领袖崇拜；强力压制并把异议知识分子定为“叛国者”；以“东升西降”为口号的反西方路线；建立“世界一流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扩张政策；以强调集体服从、漠视个人生命价值的高压“维稳”；以非证据和非针对性的“泛－反恐”为名，在新疆镇压维吾尔族人的“国家恐怖主义”；以“社会信用”为名，广佈街头监视器辨识人脸的社会管控；坚持病毒“清零”的粗暴防疫与践踏人权；网路监控、删号、屏蔽、封锁真相、压制反对意见、罗织公民记者的数位极权主义；编造一个“历史虚无主义”名词，打击一切“与党不合”的学术争鸣；以“说好中国故事”为名，实则制造假讯息、假故事，试图解构西方价值观念的“大外宣”；载入教科书，人人背诵“习思想”的个人崇拜。换言之，习近平主义完全符合安伯托．艾可所述的“法西斯主义”内涵，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习近平为何仇视西方？

尽管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受到了毛泽东极不公平的待遇，包括政治上“反党”的诬陷以及游街示众的羞辱，但习近平依然对毛泽东抱有“斯德哥尔摩效应”的人格崇拜，凡事求“过硬”与“大全”，重视权力与控制，坚持“反美帝”，具有强烈的“唯意志论”色彩，其对防疫“清零”的坚持，犹如当年毛泽东对“大跃进”的顽固。基于一种党国领导人绝不可批评的思想，在19大六中全会第三个历史决议中，颠覆了党史上对毛泽东错误的评价，采取了文过饰非的立场。

作为“红黑兼具”的政二代，习近平不是常人，而是一个“党人”（partisan），性格上具有很强的控制欲、虚荣心与排外性；在其所有谈话与政策中，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控”：防控、监控、管控、严控等等，即使例如青少年每天应该花多少时间玩电玩游戏，他要管一管，男性艺人是否过于女性化，也要管一管；在这种“全面管控”之下，中国已成为“14亿国民，一种习近平思想”的一言堂社会！。

习近平认为，党性、党权、党纪、党风、党魂，应该超越个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个人的价值必须附随或绑定在党的辉煌之上，个人在党的面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也就是“党性高于人性”、“党权高于人权”；他对人民“对党绝对忠诚”的要求，已经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慾望，因为这是所有极权统治不可或缺的人性材料。而所谓“党性”，没有别的，就是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无条件听命于党中央。西方社会所谓普世价值、言论自由、人权保障、多元主义，习近平一律视为“反党思想”，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中国不需要西方人权“教师爷”，就是一句仇视西方的陝西土话！

所谓“西方”，就是反华

习近平并非不读书，但读的只是例如“联共党史教程”、“毛泽东选集”、“习仲勋传”等等，鲜少涉猎西方经典名著，知识框架停留在文革时代“唱红歌”、“样板戏”的工农兵水平，以“延安窑洞”看世界，以苏联解体的经验治党、管党，以“井冈山经验”治国理政，以“长征思想”、“抗美援朝”塑造爱国主义。习近平缺乏西学素养，对西方社会的正面性认识不足，不谙民主科学，缺乏对西方价值的基本尊重，因而养成了一种系统的“西方敌对论”。在习近平眼中，“西方”是一个19世纪观点，西方就是境外反华势力，是一个堕落世界、敌对领域、反华阵营，是欺侮中国人的帝国主义凶手，是阻碍当今中国发展的顽固仇家。在中国积弱不振之时，中国被迫学习西方、屈就西方，但在中国强大以后，中国就必须反制西方、对抗西方。在习近平脑中，充满超英赶美、世界大国、东升西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等等词彙，甚至以为有了14亿隻爱国应声虫，外加血脉贲张的“五毛”，就可以击败美国、称霸世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