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焦虑综合症”：来自上海的《出小区记》

如果以前是“他们以为自己不需要自由”，经历了这一次，多多少少应该有更多一些人意识到，在关键时刻，它还是很有用的，否则在失去它之后，你还会接着失去其它很多东西。

——题记

上海明天正式解封——当然，按官方的口径，没有“解封”一说，因为它从未宣布过“封城”。不过，如果一个东西看起来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也像鸭子，那它很可能就是只鸭子，至于它名称叫不叫鸭子，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我们小区早已是防范区，理论上早该自由出行了，但为了“有序出行”，这两天还是按2户抽1人的原则发放出门证。我不想要这种限时、施舍的自由，根本就没报名，但昨晚得知一些业主自我解放，没出门证也冲出去了，今早起来晴空万里，心里忽然就涌起一种冲动：我不想再等到明天了。

8:55，骑车到小区门口。两个保安站在那里，但没人盘问一句。当这一刻到来时，竟然就这么简单，以至于我都有点不习惯，想想这不就是和以往平时一样吗？本应如此的一个举动、一项权利，在这漫长的两个月里也都成了奢望。

门外隔档的铁丝网尚未完全拆除，从路口回望，感觉就像是钳住一头温驯巨鲸之口的一道栅栏，而我和另外3887人，从3月24日起，就拥挤在这鱼腹中整整68天。

街市有几分肮脏，很多垃圾还来不及清理，或许是因为还早，开门的店铺只有十之一二，唯一排队的是医院门口做核酸的人群。有的店门口还贴着“3月28日起闭店，我们4月1日见”的告示，时过境迁，现在看起来不知道该算是惊人的天真，还是可怕的错觉。路边的老新村二楼窗口，有人探出头来，和街边的熟人对谈着什么，听到他感叹了一句“当初觉得一礼拜也就差不多了呀”。

这条老街还算是热闹的，不远处，往常以“欢购一公里”为主题的新商业街除了一家盒马，一片死寂。想起网上的段子：“有一种尴尬叫：商场复工了，商铺没复工。”

附近一栋写字楼门外，不知是谁拉起一道晾衣绳，几件衣物在风中飘荡。两个带着外地口音的大白走过，其中一位谈笑着说明天终于要恢复正常了，另一位不知道是沮丧还是高兴：“我们杨浦还不行，我还有活干。”

往日熙熙攘攘的地铁站口地面上堆着落叶，电子屏上不断滚动“限流请配合，进站测体温”、“3月23日起，本线全线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的字样，喇叭里照例循环播放着“请紧握扶手，不要看手机，注意脚下安全”，让人一阵悚然，那像是科幻电影中人类文明的废墟上远隔时空发出的回声。

不知道为什么，街上稀稀拉拉的行人给我一种感觉：他们中的许多人，出来并不是想着买东西、工作或做任何事，而是像我一样，纯只是漫无目的地四处走走。

我原本想去江滨走走，但进公园也要扫场所码，而我的核酸阴性是4天前的。保安说：“这没办法，现在你去哪里都得48小时阴性。”在被封的这些天里，我做了31次核酸，有些天甚至天天做，但偏是28日起小区降为防范区后就再没做了。这是我们生活处境的荒诞缩影：做了那么多次，哪儿也去不了，但当你真需要用它时，它却又过期了。

旁边刚开不过半年的世博文化公园，原本被设计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开放空间，现在每个口子都被堵上了。入口处多了个岗哨，里面保安唯一的职责就是告诉飞蛾扑火一样的游客：公园暂未开放，禁止闯入。这个新公园不算多好，以往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空旷，即便游客最多的日子，人与人的间距也大大超过防疫要求的2米，但现在讲这些都没用。

骑车兜了一圈，无处可去。想起松江的朋友前几天说的，虽然他早就可以出去了，但也很少出门，因为外面就是一座死城，没什么可看的。甚至我原先设想的在公园里找个树荫下的空旷所在看会书的愿望也无法实现，四下也找不到座椅，最后，我累了，就坐在路边的台阶上，摘下口罩来呼吸。

书看了几十页，一抬头，迎面有人走来，她眼神里露出一丝惊讶，我下意识地以为她是觉得我在路边看书怪异，但她好像犹豫了下说：“请把口罩戴戴好。”我看了她一眼，她也就没再说什么，悻悻然离去，隐隐听到她小声嘀咕：“素质真的差。”

出去了近两小时，我回家了。在小区大门里面的花坛前，一堆人喜气洋洋欢呼着“我们解封啦”合影。路过邻居家的后窗，听到厨房里正放一些播客的笑谈，隐隐约约听不清楚，无论如何，现在听这些我也笑不起来，那需要大量淡忘或无视，不管这算是没心没肺、坚韧顽强又或是兼而有之。我羡慕他们的乐观。

这是虚假的曙光。只要仔细看看，就会看到大大小小的网格，一个套一个，把这座大都市凌迟成为一个个隔都（ghetto）——就像这个词的本意“小城市”所指明的，一个原本内在彼此紧密的丰富生态，可以在一夜之间隔绝成为无数孤立的单元，或者说，“一袋马铃薯”。

由此得来的绝对安全，是代价高昂的。英国慈善家Jonas Hanway曾写道，穷人在生病时往往认为“治病就必须保暖”，其结果是，“他们呼出的废气被闭在屋里，常常使自己中毒”。现在看起来，这就像是一个隐喻式的预言。

前两天就有人说，在家呆久了都不想出去了，所谓“解封式社恐”，或是“出狱焦虑综合征”。语虽戏谑，但不能不说是激起很多人共鸣的社会心态。但就像王小波曾说的，“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

两个月足以让我们在特定生态下适应进化，成为一种离开这一环境就难以适应的特化物种。就像墨西哥盲鱼，在黑暗的洞穴中被困了千百万年之后，为了能保存能量而生存下来，它们不仅牺牲了视觉，连大脑也严重萎缩，因为在那个环境下那都是多余的。

不仅如此，按照现在的说辞，社区是居民自治的，也就是说，理论上这两个月是居民自发自愿不出门的。小区群里，居委主任说，“感谢大家两个多月以来对居委工作的大力支持”。无人回应。昨晚听朋友说，她小区的居委还发了大段肉麻的感言，“感谢大家的不离不弃”，她冷嘲：“说得好像能离能弃似的。”

我们没得选择，但责任却都是自己的，“离市/离小区出了问题，责任自负”，虽然你其实并没有“责任自负”这一权利。他们只是希望你担起责任，默默咽下，别再计较了，毕竟不是都过去了嘛？就像在中国家庭里经常看到的那样，在一番争吵，没有和解，也没有道歉——家长道歉的方式是对你说：“吃饭了。”仿佛只有你还在无理取闹地赌气。

正常的生活并没有回来，甚至连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都没还回来。当然，这两个月里发生的种种事提醒每个人：哪怕你以为属于你的，都不是你的；不过，现在得到的自由，也很难算是我们自己努力得到的，更像是忽然时来运转，多少有点不劳而获的味道，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得到它的。

两百多年前，康德就说过，“接受了自由天赋的人，是不会满足于他人赐予的愉悦享受的。”这话或许可以反过来理解：满足于他人赐予的，就意味着尚未理解自己的天赋权利。

人们从来没有自欺到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何况只不过以往常常觉得这玩意儿也没多大用处，没有它也过得好好的，借用《乌合之众》里的话说，“群众……对用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更有甚者，在一个权力等级结构中，“自由”对很多人来说与其说是权利，倒不如说更像是道德可疑的特权，也不是人人能有的。对于没有真正拥有过的事物，又谈何珍惜？

但如果以前是“他们以为自己不需要自由”，经历了这一次，多多少少应该有更多一些人意识到，在关键时刻，它还是很有用的，否则在失去它之后，你还会接着失去其它很多东西。

（注：本文来自于Matters平台，作者：维舟，原题为《出小区记》。）